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控制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范式，长期垄断世界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权，干预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殖民，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升华，具有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
作者：关永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祁曈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由于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又在冷战时期精心构造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因而长期掌握着世界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权，并以此干预、引导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质是对发展中国家新的更隐蔽的思想殖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和伟大成就在思想观念层面的体现，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垄断局面，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路径选择，促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思想束缚，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回顾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本质区别，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思想贡献。
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性
（一）冷战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性的形成
在 20世纪中期以前，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等学者就对“现代性”（modernity）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但基本限于西方国家内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比较，并不涉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没有提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问题。当时学者对现代 性的认知也并不总是正面的，还包括很多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悲观预期和持续焦虑。直到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和《社会系统》（1951）的出版，才形成了一个带有进化色彩的 现代化分析范式。在这一范式中，所有社会行动者的价值取向决策方式都可以被归纳为“传统性”或“现代性”两类，所有国家也都可以被纳入社会系统结构与个体需求、文化理念不断互动、进化，从而导致传统性日益衰减、现代性日趋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比较研究。这就意味着所有处于传统社会的国家，也都可以按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从而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各种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温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一方面鼓舞了亚非拉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反帝斗争，实现了一百 多个新兴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也促使世界从欧洲列强主宰的局面过渡到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对峙 的冷战状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短期内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 会形态”理论，都对这些刚获得独立而经济社会还相当落后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这也令 美国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它在通过军事行动颠覆新兴国家的左翼政府、遏制社会主义阵营扩张的 同时，也致力于从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上争取将新兴国家拉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不仅强调继续支 持联合国、支持马歇尔计划和组建北约这三大理念，而且特别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点计划，即“将我们科学先进和工业进步的优势用来服务于欠发达地区的改善和增长”。其直接原因当然是通过 援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以促使其摆脱苏联的影响，“如果贫困国家不能得到援助而摆脱贫困的境 地，共产党人就会接管这些国家”；但其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通过对“欠发达”国家的界定和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将这些新兴国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同一个假想的阵营当中，并与前述帕森斯的“现代化”范式形成了对应关系。
在杜鲁门第四点计划提出之后，“欠发达”（underdeveloped）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并形成了与“发展”（develop）一词的对应关系，“发展”也从之前的自生现象和不及物动词转而具有了及物的意义，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事物加以“发展”，使欠发达的传统社会得以现代化，由此推动了美国学术界对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研究风潮。而从事这些研究的理论家总是“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他们相信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的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的进程”。
1951年，在中央情报局、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曾任中情局助理主任 的经济学家麦克斯·米利肯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国际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共产主义国家和欠发 达国家发展问题，该中心的核心成员还包括华尔特·W.罗斯托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等。1952年，罗斯托就在《经济增长进程》一书中提出了针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只有采取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1954年，罗斯托和米利肯提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份政策建议，主张大规模增加美国的对外发展援助，向欠发达国家传播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政策，并在此基础上于1957年公开发表《实行有效外交政策关键的建议书》，该建议后来被肯尼迪总统采纳，罗斯托和米利肯也成为肯尼迪的重要智囊，前者先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和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等职务，成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等干涉政策的幕后推手，米利肯则策划组建了向欠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等活动的“和平队”。
作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代表，罗斯托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在书名上就明确了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立场，并在导论中阐明其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一种代替卡尔·马克思关于现代史理论的理论”。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五个阶段，认为现代世界的每个国家，无论其历史、文化和地缘特殊性如何，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欠发达国家处于从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前提条件到起飞的过渡阶段，美国则是第一个实现大众高消费的社会，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跟随美国从成熟迈向大众高消费，而理应进入民众期望的消费时代的苏联却误入歧途、成为偏离现代化的异端形态，使它的公民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可以明显看出，罗斯托的“现代化”实质就是前述帕森斯现代化范式的进一步具体化，目的在于推广美国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理论或认知框架，而且是一种美国学者有意识构建出来并希望欠发达国家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应对社会主义和苏联挑战的武器。
紧随罗斯托之后，同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也重申他之前提出 的大推进理论，强调外部援助不仅可以直接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能促使其启动 由经济停滞向自我促进型经济增长的转折。另一位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也发表学术论文，详 尽阐述外资流入在缩小欠发达国家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方面的双重作用。肯尼迪政府还在1961年组建美国国际开发署，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由钱纳里担任主管经济计划的助理审计长；同时启动“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由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等九人专家小组审批拉美各国提交 的发展项目计划，再由美国政府和国际信贷机构提供资金援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名义下，美国不仅通过项目贷款等方式诱使其落入债务陷阱从而对其施加经济控制，还从政治层面干预欠发达国家的内政。美国国际合作署（国际开发署的前身）在1956—1964年间就设立了从智利天主教大学选拔学生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的专项资助计划。这些“芝加哥男孩”在学成回国之后，迅速建立起与保守商业精英、政客与传媒机构的关系网，大力传播只有全面引入完全竞争自由市场才能促进智利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并在皮诺切特政变之后担任军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矿务部长等要职，此后又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和朝圣山学社的支持下建立起跨国的右翼智库网络，继续向秘鲁、墨西哥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改造它们的经济发展政策。所有这些，正如罗斯托本人所解释的，西方的“现代化”实质就是旧殖民主义的替代物，用以创造“自由世界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一种新的后殖民主义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采取的仍然是与旧殖民主义类似的话语和手段，“现代化”只是其用来评判“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界定其存在的缺陷和为美国干预提供合法性的工具。
（二）学术界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性的批评与揭露
对于上述西方现代化理论，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和达德利·西尔斯曾从学理层面批评其过 于追求形式化和普适性，忽视了各国在经济社会现实方面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指出这些关于欠发 达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理论，都是依据从发达国家中观察到的现象构建而成的，并不适用 于欠发达国家各自国内的情况。阿尔伯特·赫希曼也批评这些发展理论始终蔑视那些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欠发达国家，“二战结束时观察这些国家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那些在18世纪被认为 是‘粗鲁和野蛮’、19世纪被认为是‘落后’、20世纪被认为是‘欠发达’的国家的蔑视……总是将它们置于低下的地位……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这些国家采取正确的综合发展计划……就会表现得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一门心思缓慢吃力地度过发展的每个阶段”。杰拉尔德·迈耶还发现，随着 1975年前后老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向新一代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过渡，这种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如果说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是不切实际的……那么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是说教式的”，他们总是片面强调市场、价格和激励机制在现代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却把制衡市场的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决策全部内生化，实质就是前述“芝加哥男孩”式的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完全不顾新兴国家的国情实际，以帮助其现代化为名实现干涉的目的。
劳尔·普雷维什、保罗·巴兰、贡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费尔南多·卡多佐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依附学派的学者更直接揭露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本质，明确指出发达国家的过去与拉美等新兴国家的今天并不相同，不能被简单看作是单一现代化模式中的不同阶段。他们认为，西欧和北美在历史上的“欠发达”并不是因为它们遭受其他国家的剥削，亚非拉欠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国内障碍”，而是其在帝国主义时代被西欧国家强行掠夺经济剩余因而无法实现资本积累，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又无法改变依附性的地位，因此承受着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与不平等的国际交换的剥削，导致经济利润被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所攫取。欠发达国家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发展自身独立的道路、摆脱依附地位，而不是追随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西方提供给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方案不是自发的，而是一个政治诱导的过程；“不发达不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阶段，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果”。
二、百年中国对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
（一）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
与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中期才从关注近代性问题转入构建近代化理论不同，近代中国的仁人 志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更早就在中文世界里对“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与殖民体系中，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从朝贡体系的中心跌落到世界体系的边缘，这种国际地位的下降和与西方列强间的现实差距令国人不得不直面中西文明的冲突和较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精英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试图在保持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现代军事技术，引进设备、技术和管理人才，来弥补中国传统社会的不足。洋务运动虽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企业，也促使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生长，但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仅在器物层面模仿西方并不能真正挽救民族危机，于是转向通过变法来系统性地移植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清末新政的拖沓敷衍中，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革命”和“新民”的口号，主张从根本上推翻传统社会制度、改造国民素质，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民主共和国，由此进一步向“西化”过渡。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知识分子中关于传统与西方现代之间差异和中国该向何处去的争论达 到新的高潮，引发了激烈而长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应该“全盘西化”，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全面学习和接受西方现代思想行为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做“现代人”；而另一些曾经致力于通过“西化”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有见于他们珍视的事物被他们想要的东西所削弱或摧毁”的知识分子，则转向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主张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化新知。随着论战的不断深化，到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逐渐采用“现代化”一词取代了“西化”，特别是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大大推广了这个 新概念的使用。这次讨论吸引了当时二十多位著名学者的加入，对中国是否需要现代化、现代化的先决条件、障碍、实现方式以及工业、农业和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分析，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走有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着重于通过经济改造和生产力提高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1935年，十位著名教授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对于传统应该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不应以全盘接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关键是要建设本位的文化，使中国“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在此之后，学术界围绕现代化的讨论仍然方兴未艾，但主题已不再纠缠于中国是否应该全盘西化，而逐渐集中到现代化的道路应该以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应该采取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应该以国营为主还是民营为主，以及现代化的资金应该如何筹集等具体问题上，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的还被写入了国民政府的国家计划。
虽然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晚清时期关于改造传统、追赶西方的各种尝试最终都归于失 败，民国时期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也大都停留在纸面而没能付诸实施，但这些探索都体现了国人对 实现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和努力。特别是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演进过程，正体现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所经历的从盲目学习西方、崇拜西方到理性看待中西差异、恢复民族自信的心路历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实践与思想提供了重要准备。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方 向，历经百年探索，领导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同时不断总结各个时期的现代化实践经验，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现代化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新中国，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全国人民确立 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和物质基础。
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 特点进行思考和总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已经或者即 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并指出只有“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53年 12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明确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不是沿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案，而是学习苏联道路，“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然而，苏联自身和中国模仿苏联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思想震荡，促使毛泽东深刻反思苏联发展模式的不足，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立足中国实际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形成了工业化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各方面因素协调的系统性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从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此后，毛泽东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他还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全面实 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两步走设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 要矛盾，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 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持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发展。1979年 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在此后与学者、外宾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谈话中，都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强调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和中国特点，“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 个现代化’”；“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 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10月，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党的十三大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设想系统阐述为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2年 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上再次强调，“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 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规模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和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进行了最新总结。 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丰富了现代化的思想内涵。2017年 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深刻阐明了 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的特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此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习近平在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列入大会主题，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贡献与世界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是中国现代化取得的重大成就
现代化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成就，也包括思想层面的创新和总结；现代化理论不仅是现代化实 践的提炼和升华，而且指引着现代化实践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西方现代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本质就是现实世界中西方主导地位在思想意识层面的反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中国的全面崛起和世界格局的现实变化，也必将反映到思想意识层面，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西方学者也曾不断诱使我们接受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和新自由主 义的标准，并用以分析评判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成就与问题，希望借此干预、引导和控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中国共产党人自一开始就选择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从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到邓小平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和中国特点，再到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绝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始终立足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由此总结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然具有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这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在思想层面的重大成就，“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首要区别，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中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总把人口众多看作发展障碍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人口角度为世界现代化历程提供了新的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自由市场体制能通过“涓滴效应”惠及社会各阶层的假说早已被证伪，而中国则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切实实现了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从根本上不同于罗斯托等强调的“大众高消费”，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传承中华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决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 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和全新选择
正如萨义德所评论的“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东方学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有关”，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给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制的“欠发达”标签本质上也是一种在西方霸权支配下产生的知识，它所反映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和发展中国家的真实状况，更没有提供符合发展中国家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而只是反映了后殖民时代西方霸权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现实。西方国家营造出这些现代化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改造发展中国家，促使其削足适履，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理解和阐释自己。如果发展中国家完全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并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传统、设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会在无意识中站到西方的立场上，从而无法真正地认识自己，更找不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而永远乞灵于西方发达国家。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垄断了世界学术界关于现代 化问题的解释权，造成了现代化解释模式的单一化，据此制定的一系列发展政策更是给发展中国 家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生态环境恶化和长期处于依附地位等众多后果。前述依 附论学者虽然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及其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评，但并没能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现代化方案，而停留在了学术探讨层面。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 是的工作作风，“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通过中国的实 践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实践经验，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与西方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历来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追求“和而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的目的绝不是像西方那样兜售意识形态，意图从思想上控制其他发展中国家，而是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和经验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自信，摆脱思想上对西方的依附状态，找到独立自主、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习近平在2020年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时就明确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2021年 7月，习近平又真诚地提醒世界各国政党领导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 尊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既给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式现 代化理论的提出，不仅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 大道，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世界现代化理论 与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