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外卖骑手为典型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广为关注的群体。我想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群体数量庞大,二是该群体曝光度高,老百姓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打交道越来越多。这两点既构成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的内涵,也是他们被广为关注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国家高度重视该群体的服务保障,出台了很多新措施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天津市总工会“我与一线劳动者在一起”活动、南开区总工会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行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值得思考的是,南开区总工会没有把该群体刻板地定位为需要服务的“被动受众”,而是视其为具有参与能量的“治理力量”,这种转变颇有意义和价值。事实上,笔者最近对近4.5万名外卖骑手的调查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群体,外卖骑手等新兴职业群体更渴望被社会认可和接纳。他们希望通过勤奋劳动在满足生计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同时,该群体虽有社会参与的动机和热情,但缺乏社会参与的现实渠道。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外卖骑手中有65.2%的骑手从未参加过社区公共活动。因此,南开区总工会的关爱行动拓展了该群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和渠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治理的宏观视角来看,我们迫切需要与时俱进地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我们要理解数字技术作用背景下,这些群体劳动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化新特征,更要了解此类群体在生活里的具体需求,深入分析他们在休闲娱乐、社会交往、日常消费,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所具有的特征。与此同时,除了工会组织外,政府其他部门以及社会组织也要行动起来,采取多种举措保障此类劳动者的权益,推动他们从被动的服务对象变成主动的治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