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回答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面对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立足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终极道路和唯一选项的历史迷思。美西方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长期挑战”，“中国威胁论”将不同形式、不同版本出现，与美西方的制度之争、理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将伴随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过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升至国家核心诉求，前置于国家整体统筹规划的顶层设计，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过中的前锋和护佑，中国国际传播进入战略传播的升维时刻。我们不仅要做好中国的事情，还要讲好中国的故事，要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当代的、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挖掘和阐释。前所未有的事业，呼唤前所未有的国家叙事，需要对这项事业进行深刻的省察、理解、定义和讲述，需要延伸历史的纵深、拓展世界的维度，赋予中国实践以全新的价值。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故事；底层逻辑；国际传播升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王晓晖，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200 多年前，拿破仑把沉沦的中国比喻为沉睡的雄狮，“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2014年春塞纳河畔，在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拿破仑的说法，并进一步指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时称“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
这个答案，当惊世界殊。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探索、发展与进步，创造了百年未有 大变局的关键变量，给国际社会带来发展的最大增量。早在 2017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驻外 使节时就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2018 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此后的多个国内、国际场合，他又对百年未有大变局作出重要论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00年八国 联军侵占北京，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GDP占当时世界总量的50.4%；2000年时这个数字基本恒定浮动为47%。这其中的整个20世纪走势，主要即由这八国关系主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发生，主要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的崛起。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年 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经济总量的3.6%，只有美国的11.8%。而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17.4%，为美国的70.3%，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已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之相对，2018年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集团经济总量占比已降至34.7%。
在巨大变迁中对历史作出回答时，中国没有参考书。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21世纪世界最重大事件之一，无论是从中国历史纵向观察，还是从世界范围内横向观察，都前无古人，无先例可循。中国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渐清晰自己的道路，探索出基于自我基因的成长路径，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并在思想理论、道路制度、治理方式、发展模式上创新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和目标，但每个国家都只能结合自身实际作出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来自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来自70多年的新中国发展道路的持续探索，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革命追寻，来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逐渐均值回归的历史进程，来自数千年文明的赓续与传承。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独特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国在长期的现代化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决定的，具有深厚的 底层逻辑和历史必然性。
从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不仅超出了自身发展与实践的认知，也已经超出西 方既有的认知框架和解释体系。在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 17世纪荷兰崛起时人口百万级；19世纪英国崛起时人口千万级；20世纪美国崛起时人口上亿级。 迄今为止，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不到 10亿人。中国 14亿多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 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这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并深刻利好世界。2022 年3月31日，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 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报告显示，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过去40年，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1%下降到2018年的0.3%，贫困人数减少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近75%。中国不仅助力全球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减贫目标。在回答中国自身问题的同时，中国也回答了世界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分析称，全球化正是因为一个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严重，才急需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方案是有全球性意义的，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如果中国的道路能够解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不仅超出了西方对中国发展的模式想象和道路预 期，也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西方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终极道路和唯一选项的历史迷思。正如 基辛格所言：“长期以来，对世界秩序的探索几乎完全是由西方社会的概念来定义和解释的，而如今作为当代基石的西方秩序观正陷入危机，由西方建立并称颂的世界秩序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世界范围内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省思之中。西式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外殖民掠夺。其中，英国不惜对中国输出鸦片，发动鸦片战争，逼迫割地赔款；美国贩卖和奴役非洲黑人，屠杀印第安部落，实施种族灭绝。英国是海外殖民地最多的欧洲列强。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莱科克研究统计，在不同历史时期，英国曾侵略了地球上几近90%的国家。1689年至1815年英国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高潮期的126年间，有73年在打仗。以往500年新兴大国赶超守成大国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15 个案例，11 次引发了战争，即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英国剑桥大学英联邦荣休教授A.G.霍布金斯则指出，帝国主义贯穿了美国历史的全部，是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主线。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历史终结”的喧嚣下，在世界范围内强推华盛顿模式和所谓美国普世价值观。但并没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利好，却让其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混乱。2023年1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世界面临着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分歧和不信任。
以尚和为底层基因的中国人，用勤劳付出抓住时代的机遇，得来发展的第一桶金，以压缩时空 的加速度实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与进步，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 大，给世界人民带来福利的增加，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成为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带给世界的最大变量、最大增量。从购买力平价看，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对于世界上90%的国家，中国不是它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经深度地融入世界。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为世界提供了增长的红利和更多选择的可能，中国发展与进步本身已经成为稳定世界、利好世界的最大公共产品。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世界的和平。 和平与稳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客观现实需求。只有国际社会保持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和平发 展才有保障，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世界上唯一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个核大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和尝试的，是与世界相向而行、与世界互利共赢、与世界人民共情的现代化，不以剥夺他人为前提，并在国际化语境中提供自洽的逻辑和增值的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论述，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 后来者，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既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即不通过挑起战争、实施掠夺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不称霸、不争霸，倡导更多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寻找利益交集、谋求共同利益的现代化。中国既有的外交实践体现了中国思维模式和政治外交智慧。和平不是博弈的结果，而且作为重要的前置考量，成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冲突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法。在南海问题处理过程中，中国的和平愿景和思维模型已经得以初步显现。这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对全球发展不平衡的一种纠偏，有助于破解合作悖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打破隔阂，解决纷争。当一时找不到问题解决方案时，也可以时间换空间，搁置矛盾、共同开发。当国家面对挑战、问题和压力时，不以邻为壑、对外转嫁问题，而是以更大视域的思考和创新来解决问题，真正达成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观察者和见证者。20世纪80年代，身为菲律宾贸易工业部官员的她，曾猜想中国是否会成为菲律宾的主要竞争对手。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阿罗约感慨：“但我没意识到的是，中国当时已是望尘莫及的存在。中国已经证明，自己并非是谁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发展伙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市场、援助、资本和技术。”
衡量一个国家的能力，要看她能不能有效地对外说明自己，能不能在世界上讲好自己的故事，能不能打破“必须被别人表述”的被动语态和话语困境。正如现代战争，其结果不仅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获胜，还取决于“谁的故事赢了”。虽然“东升西降”的历史过程已经开启，但国际舆论场 “西强我弱”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挨骂”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传播能力、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首先体现在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刻板印象反差、信息流进出的逆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这原有的三差尚未消除。所以，伴随重塑外宣业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的“外宣三重”战略任务的提出，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框架构建的努力在持续推进，国际传播还进行了“他塑”与“自塑”整体结构的调整与探索。其次，体现为近年美西方对中国政治、外交上的围堵和妖魔化，经济与科技上的遏制封杀与脱钩断链越演越烈，民众原有刻板印象雪上加霜，认同交集地带收缩，共同话语空间收窄，国际传播效果打折，出现新的认知缺口。最后，体现为二十大确立的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国际认同的增量需求。二十大的重大政治宣示确认了中国与西方道路的分野，以中国智慧、以中国方案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让以“历史终结者”身份定义自己、并想以此格式化世界的美西方感到不快，美西方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长期挑战”，“中国威胁论”将在不同时段、以不同形式、不同版本出现，与美西方的制度之争、理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将伴随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过程。
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有负 载人类共同价值、能够回答世界问题的“理论新形态”为其提供内部底层逻辑支撑，需要有能在世界有能见度、有解释力、为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新形态“，开拓外部环境，提供舆论保障，塑造中国形象，构建国际认同。
新一轮的文化自觉已经到来。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和中国故事的叙事框架进入新一轮的构建 和完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重要部署，强 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新一轮的文化自觉已经到来。作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过程中的国家核心诉求，中国 故事讲述已经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被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一环，在顶层设计层面被前置到一切重要工作统筹过程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顶层设计。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他强 调：“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2023年的6月，或许将成为观察中国文化、进而观察中国政治与社会、观察中国国际传播的一 个特殊时间节点。 2023年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 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紧跟其后，6月7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在新一轮的文化自觉到来的时刻，如何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作为国际传播工作者和研 究者，应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业，进行创新性的制度描述、价值挖掘、全球定义、认同建构，以创新性理论认知和传播探索，把顶层设计具化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概念，具化为易于传播的规律话语，明确战略传播理念，构建战略传播机制，协同战略传播执行机构，开展战略传播效能评估等，在深化文明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真正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在国家层面上，实施整体统筹战略：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用中国式现 代化的伟大实践，整合中国形象塑造，达成中国国际认同，构建起行之有效的中国战略传播体系；在专业层面上，实施整体谋划战略：通过具有战略格局和符合传播规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提高整体解释力、沟通力、活力和魅力；在效果层面上，实施整体多元战略：多主体、多渠道、多声部，形成全民多层次外宣矩阵，不断达成中国发展的多方外溢效应，使之相互照应、相互支撑，在软实力提升过程中收获国际传播的良性生态系统。
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因此，有必要超越单摆浮搁的浅表叙事。首先，要向中国发展 与进步寻求底层逻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的发展，用几十年走完了别的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路程，回答了这个超大国家在特定时代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做对了什么？如何回应了社会的关切，找到了经济的规律，踏上了时代的节奏，获取了发展的密码？与此同时，因为通过对自我发展逻辑的省思，提高对自我发展、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建构过程中的定义权和解释力，形成更高站位的自我价值理论闭环，形成更为成熟的“中国的世界观”，进而达成符合中国发展事实、也符合预期的“世界的中国观”。其次，我们要向中国历史与文明寻求根性逻辑。中国秉持平等、多样、包容、开放的文明观，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样的价值话语和底层伦理不仅可以占据世界文明高地，也具有中国文明根性的深刻依据。需要持续推进的是，找到并说清楚中华民族文明根性和这一根性体现出的现代文明，以当代的视角、以世界的维度深入开掘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基因和精髓，久久为功，逐步构建起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中国理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探索并构建具有世界表达能力的中国发展叙事框架。最后，要向技术的革命与涌现寻求发展逻辑。科技变革似乎正来到某种奇点时刻，传播逻辑正在被重塑。数字媒介基于开放条件下的连接与再连接，作为新的结构社会力量，下沉为社会操作系统。平台化社会激活个体叙事者，极大释放出中国故事的创作动能。平台算法逻辑消弭渠道差异，加速国际传播进入“全息”媒体时代。智能内容生成与推荐算法，正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型基础设施，深刻改变着内容生产方式与国际传播格局。ChatGPT更带来传播核心逻辑的深度颠覆，带来传播领域的深刻革命。如何超越传统的媒介逻辑，重新定义当下的媒体身份，踏上技术赋能的时代红利，主动融入并塑造智能时代下国际传播新生态？如何培育智能变革适应能力、涵养智能时代的竞争力，准确把握智能内容生成技术的发展趋向，发现并解决智能变革中深刻影响新闻传播领域的问题，提升中国故事讲述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勇于以新闻规律、传播规律、商业规律，穿透国际社会复杂语境，不断提高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实现国际传播的有效性，有意识地借鉴技术和平台的传播规律，借鉴商业和企业的传播经验，建立更开放、包容的国际传播生态系统，形成更丰富、多元的国际传播矩阵，使更多的机构与个 人涌现为客观携带国际传播属性的传播有生力量。
好故事自带流量和价值提供，站在人类认知高处的精神产品自带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2015年，中国在世界经合组织总部向联合国提交2020年后的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其中一些数字和 目标堪称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的重要表率。当时世界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论及这份中国方案时，全场响起长时间掌声和欢呼声；2023年2月21日，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将首届可 持续发展特别贡献奖授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几十年来，中国统筹推进发展、民生、减 贫、环保等多重任务，并用自身实践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非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而能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愿同其他国家交流经验，共建全球生态文明；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47分钟演讲，30多次掌声。他向世界宣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当时国际媒体纷纷直播，彭博电视台打出快讯字幕：“习成为达沃斯焦点”。美国《财富》杂志评价：“习近平的演讲传递出一大信息：在其他地区对全球化产生怀疑的时候，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这让很多人备受鼓舞。”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对此感言：“当前，欧洲对自身发展有不少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智慧思想和长远眼光对解决世界问题非常重要。”2023年3月，中国、沙特、伊朗三国在北京发布联合声明，中国主场外交的周密斡旋，使多年宿敌达成和解，为妥善处理当今世界热点问题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用对话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向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性，提供了占领价值高地的公共产品。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还需要更为深入地研究国际社会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及 特殊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经验和规律，在尝试打破西方对民主话语垄断的过程 中，掌握国际政治和舆论战的主动权。不应回避的是，当下有些传播环节处在效能缺失的两级状 态：其一，表现为价值感超负荷表达，缺少故事性，缺少服务性，没有传播的舒适度，因而也就失去了传播的接受度；其二，表现为对流量的畸形追求，社会价值缺失，丧失伦理底线，有悖新闻规律，甚至不惜通过制造谣言、传递恶意，赢得流量。还应该看到，在应对民主和其他政治话题时，我们还未能摆脱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由于在学理、话语和心理层面准备不足，在国际上涉及民主、人权、普选、自由等话语争辩时，往往底气不足、无言以对。受制于西方政治理论和民主话语框架的束缚，虽然别人没有堵上我们的嘴，但我们却难以做到“以理服人”。
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与之相匹配的国家叙事和解释力。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 世界“知识权力与话语权力结构”也正进入到一个总体价值回归的缓慢变化和演进过程中。一般 来说，一个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会后续性引发文化的再审视、再发现，进而积蓄并传导 出传播力、影响力的崛起。在全新的维度上传播秩序的创新构建，既是中国的一个主观过程，也是世界的一个客观过程。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浸润与传导，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话语权从不匹配到逐步适配的过程，需要一个历史维度的时间滋养，而不是当下生成的镜像对应。整体解决中国的话语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不相匹配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逐步朝向思想大国和传播大国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过程本身。面对这个自然的“时差”，面对这个必要的演进过程，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与历史耐心，克服不必要的过度焦虑带来的动作变形，持之以恒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持之以恒开放改革、实事求是、以长期主义原则，始终致力给人民带来美好生活，给国家带来创新发展，给世界带来安全、稳定和增长，带来更高价值和更优选择，中国必然会拥有恰切其位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的国家故事就 会站到世界的高处、价值的高处。
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在中国9个月讲学和考察后，在其专著《中国问题》 指出：“只要中国能够实现国家独立，而且不走西方那种帝国主义道路，中国一定会给人类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图景”，“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2023年1月，比尔·盖茨在澳大利亚一场论坛上谈到中国的历史性均值回归时说：我倾向于将中国崛起视为世界的巨大胜利。那是人类中的近20%。今天，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与他们在全球人口中的比重完全匹配。
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10月23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表示：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 的最大本钱。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