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日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了探讨，但大多为一般理论性的探讨，缺乏结合具体案例而展开的实践路径的探讨。以生命史学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为例，探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和实践路径，可以发现，现实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吸纳古今中外优秀精华的现代历史学学科的创建以及中国丰厚的史学传统，都为当代中国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生命史学这一具有范式性的概念以及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拥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信心，主动感知时代脉搏和需求，破除学科壁垒，立足中国实际，从构建原创性的概念体系入手，开展理论和方法创新，以恒心和耐心，持续发力，就完全有可能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生命史学
作者：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论断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而后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与2022年7月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这一概念，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很快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近一两年来，相关成果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这些研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出发，主要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时代内涵、内在特征和价值意义等诸多方面展开丰富多样的探讨，既有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理论探讨，也包括理论建构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指导，还涉及如何通过具体的实践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在目前众多的研究中，前两方面，特别是第一方面的探讨，数量众多，而后一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显而易见，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来说，后一方面的探讨至关重要，有待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而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赖现实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伟大实践，也离不开扎实、深厚、丰富而独特的学术研究。就学术研究而言，笔者认为立足深入具体的研究，积极构筑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对此，目前已有些学者在整体上从理论基础、现实需求和可能等角度展开了探讨，也有些研究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域下对各自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做了探讨。最新一期的《史学理论研究》也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邀请陈其泰、王晴佳、董立河和吴英等四位学者做了笔谈。他们分别从整体思考、史学史、历史哲学和指导理论等角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出了颇有意义的见解。不过这些研究基本属于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宏观性的思考，缺乏从具体深入研究出发而展开实践路径的探讨。一般性地讨论这一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以及注意事项，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如何实践的问题。故此，笔者以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思考为基础，围绕着生命史学对当下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实践路径等，作一探讨。
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可能
18世纪以来，源于欧洲的现代化浪潮风起云涌，不断加速，逐步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国门的日渐被打开和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入，中国社会也一步步融入现代社会，艰难地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经过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中华文明虽然历经磨难，但终已发展为在国际社会占据重要地位并有很强影响力的现代大国和重要文明体。尽管在文明体系上，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乃是一脉相承，但也毋庸讳言，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覆盖式”冲击下，中国社会无论在物质文明、制度还是知识体系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就知识体系而言，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四部之学到七部之学的剧烈转变，无论是知识生产机制、教育体制还是学科体系，中国均已融入国际社会，与西方社会并无根本性的差异。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业已成为国际主流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虽有特色，却远没有自成体系。
历史学作为传统“四部之学”的一部分，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积淀，因而在近代转型过程中，也更容易出现传统与近代相缠绕的情形。自 20世纪初梁启超举起“新史学”的大旗后，一代代学人便在对“新史学”的倡导和实践中，努力将传统的“史学”转变为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的“历史学科”或 “历史科学”。尽管困难重重，也尽管在趋新崇洋的整体思潮下，传统依然保持很强的活力，但不管怎样，现代的历史学科早已建成，历史学早就成为现代重要的学科门类之一，专业的历史学研究，也早已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编纂。如果要说传统史学和现代历史学科的根本差异，就笔者的考量，传统的史学虽然也有像赵翼《廿二史札记》那样评说历史记载或依据历史记载提出自己思想那样比较另类的论著，但主体成果乃是史家编纂的各类史书，也就是说传统的史学主要就是历史编纂，而现代的历史研究则不同，虽然也多有各种叙事性的通史或专史类的著作，但更多的则是研究性的论文或专著，其特点是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来呈现历史经验、梳理演进脉络、阐发价值与意义等。对此，近代历史学大家傅斯年先生在其著名的“史料即史学”的表述中，已有比较清晰的论述，他说：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段话中，傅先生其实已经很敏锐地表达出与传统史学的著史不同，现代的历史学乃是利用科学工具，在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史料。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应该不是个别人的想法，稍早，魏建功也指出：“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
从这些论述不难认识到，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变革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影响和引领下出现的，而且西方的近代历史学也非古来如此，而是“很近才发达”的，传统的历史学也同样主要是“著史”，而中国要有“真正的历史”，就要建立源于西方的现代历史学体系。这样的论述其实表明，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就如同整体的现代化一样，是一个逐渐融入发端于欧美并由欧美引领的现代体系中的过程。中国现代历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革新，就是追寻西方的步伐，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份子，实现自身现代化。尽管传统从未离开，也尽管中西差异一直存在，但整体上这一努力应该说已经成功。当代中国的历史学，无论在学科分类、研究范式和知识生产方式等方面，均与国际主流学术并无二致。经过一百多年一代代学人的不断努力，当前中国历史学已经在国际主流学术中站稳脚跟，立有一席之地，并且影响力日渐扩大。
这些发展既是一代代学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整体现代化成果的一部分。知识乃是对现实世界的考察探究、归纳总结以及提炼升华，一个文明和国家知识体系的地位影响，离不开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创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有国家和民族强大的综合实力为依托。现代中国的历史学虽然已成功融入现代主流学术体系，但不用说，源于其独特的现代化实践和丰厚史学传统，也有着显著的中国特色。这样的情形，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来说，是颇为匹配的。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和要求的提出，自然就对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没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无疑就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希望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需要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自成系统、具有典范转移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样的知识体系，仅仅通过与西方主流知识体系的比较中寻找差异，形成自己的独特性，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通过充分消化吸收现代知识体系的精华，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度广度，并在知识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形成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知识体系，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进步起到促进和引领作用。
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而且还可以通过促进历史学的发展而增益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欧美整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仍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之时，更会感到困难重重。不过事在人为，只要积极全面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基础和现实条件，把握机会，奋力进取，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
首先，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和综合国力的跃升为新历史理论的总结凝练打下了实践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攻击下，被迫打开了国门，逐步开启了现代化之路，一代代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推动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踽踽前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纪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取得了一系列发展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不仅GDP已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也取得极大的跃升。这些无疑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根据中国自身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而归纳总结和升华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提供可能。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其次，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学理基础。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史学以历史编纂即著史为主要内容和特征，这一传统在近代经过一定的重新阐发，依然被纳入现代史学体系中。当代十分重要的史学理论大家白寿彝先生就将其和史料学一同列为现代史学最重要的历史理论之一，他说：“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当然这样的理论概括以及史学书写方式本身已与传统史学大有差异，近代以来，现代西方历史学范式对中国历史学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且根本性的。根据张越的概括，中国近代史学体系是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的，可以说是一种汇古今中西一体的学术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的历史学体系是近代以来依托传统基础，并在开放的体系中，伴随着世界学术的交流与互动而逐渐形成，虽然尚未自成体系，但也无疑为其进一步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最后，中国丰富厚重的史学传统为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和厚重历史学积淀的国家，虽然近代以来，传统史学有王朝而无人民、缺乏科学的历史观等问题，多遭诟病，但传统史学的诸多精神和特质一直在被不断整理和阐发，并构成现代历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传统史学秉笔直书的“良史”精神、“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追求、“经世致用”的特征和对“才学识”的强调等，都被视为现代历史学的宝贵历史遗产，高翔曾将其比较简要地概括为“明道的传统”“求真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认为，“它们是中国史学世代相承的学术精神……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晴佳等人也通过中外比较，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世鉴”价值。③这些从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发展出来的具体独具特性的宝贵遗产，无疑为构建现代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实际上，除了上述总括性的特征和精神以外，若细心发掘，还有众多值得重新挖掘和发明的传统遗产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和知识体系的重构起到启发和促进作用。比如，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众多的情景化和心理性的描述，看在追求科学历史的人眼里，往往就被认为是不严谨甚至无稽而受到批评，但我们若进一步汲取后现代史学的有益启示，站在呈现生命状貌的角度，则无疑就会具有别样的意义。
二、生命史学的提出与意义
综上可知，要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当今的时代之需，而且在当前的条件下，具备了实践的基础和可能。当然要实践起来，绝非易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不只是在差异中找到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在主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要在充分把握古今中外的异同及其价值与问题的基础上，以新的模式实现体系化和典范转移性的知识创新，是对现有模式有价值和生命力的迭代更替。这样的目标，无疑十分高远，任务也极其艰巨，不过既然在理论上我们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和条件，事在人为，只要我们把准方向，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同时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立足长远，稳步推进，假以时日，实现这一目标，也是完全可能的。为此，笔者将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为例，围绕着生命史学这一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对构建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和路径作一阐述。
“生命史学”这一概念是笔者在长期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理念和内涵也是在自己学术探索的过程中逐步而自然形成的。起初，不仅没有关注到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甚至都没有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的概念。不过，随着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日渐深入，并更多地关注医疗史乃至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前景，我开始渐渐地思考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而当我意识到“生命史学”理念和研究虽然在国际学术界颇为前沿并具有很好的基础，但尚未见有人从概念和范式的角度对此进行提炼和总结时，便更促使我去探究其范式意义。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应该跟我从事医疗史研究分不开。自 1997年我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后，我逐渐关注到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并把《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写完博士论文后，常建华老师约我写一篇相关的综述，我不假思索就给这篇综述加了一个主标题——“关注生命”，当时觉得既然是研究直接关乎生命的疾病与医疗，那自然就是关注生命。不过，两年后，当我重新回顾反思自己的研究时，我忽然觉得，尽管之前自以为是关注生命，但生命在哪里呢？实际上，我的博士论文落脚点其实都是社会，关心的是清代的社会发展，把握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江南社会的区域特质，并没有生命。为此，我关注到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觉得要关注生命，就应该关注作为个体的具象的“人”，应该围绕着人的行为心理去呈现当时的日常生活的经验。顺着这一思路，我开始重新思考《史记》那些被人看作不严谨的情景化叙事，也开始将医疗史的兴起放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的整体思潮来认识和理解，并有意识比较系统地去学习环境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知识史等新兴前沿研究，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这些新兴的研究思潮虽然立足点各有不同，但整体上都有反拨现代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因过度结构主义和社会科学化而导致的“人”（生命）缺失的问题的一面。现代历史学在努力追求成为“科学”的一分子的过程中，研究者基本的目标往往是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探寻人类生活的轨迹以及呈现一般性（也就是均质化）的社会及其生活，而无意将关注的重心置于具象个人，围绕着日常经验与体验的生活世界来展开。在这样的语境中，生命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至多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正是因为其立足点和着眼点往往都在国家和社会等群体上，而缺乏对生命及其价值的真正关怀，具象生命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特别其苦难经验和生命体验等，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等宏大叙事中，自然就没有安放之地。如果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不再忘却其宗旨本来就应是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不再有意无意将国家和社会发展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那么具体的人也即“生命”在历史中的回归，也就理所当然成了题中之义。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思考和探索，所以，2016年春天，当《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编辑向我约稿，希望我回顾、总结并展望一下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我就很自然地冒出来了“生命史学”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文章的主标题。
与此同时，自从我开始从事医疗社会史这一研究以来，一直将推动和光大国内这一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志业。本世纪以来，这一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不过作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其合法性也一直颇受质疑，而且大量相关研究也存在着“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其在兴起之初，可能因为新颖有趣和现实因素的刺激等而颇受关注，但时间一长，如果没有优秀的成果不断出现，在理念和方法上缺乏新意，那么新的红利很容易消退，从而使得这一研究昙花一现，未能汇入主流史学。故此，如何使这一研究真正担负起“新史学”的责任和使命，不断提出新议题，引入新理念，采用新方法，推出新成果，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引领性力量，便成为摆在保持医疗史研究持续而旺盛生命力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进一步将“生命史学”这一概念置于当代历史学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主张和倡导“生命史学”，就是要让历史回到人间，聚焦健康，在历史叙事中呈现多元而具象的个体生命。这不只是研究对象的扩展，更重要的还是认识和探究历史的逻辑起点的转变，即更多的从日常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从国家、社会出发以宏大叙事和结构性的逻辑来考察历史上的生命，来认识和理解历史。这样一来，“生命史学”就不再只是一个能够展现新思路的医疗史的代名词，而是一个具有指向性意义和史学理论意义的新学术概念。
那么，什么是生命史学？虽然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中“人”的缺失反思和批评很多，但甚少有人讨论“生命史学”，更少见有人明确提出“生命史学”的概念来对此加以补救。李建民先生曾出版过一本《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的著作，在书中，他并没有特别解释这一概念，但通读全书，感觉应该是将其当作医学史的另一种称谓，而之所以以此名之，大概是因为医学直接关系生命，希望通过其研究，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医学出发，来体会“生命是什么”，并没有沿着前面谈到的思考来理解生命史学。就笔者的考量，“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关注生命，将生命置于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类生态体系中认识和理解历史上的生命，发掘生命的追求和活动，呈现生命的生存状况，并进而立足生命，通过信息解码，展现时代的风貌以及生态和社会文化的变迁，赋予历史以生命。
在这样的理念下，生命史学就不仅不再是医学史或医疗史的代名词，而且研究范畴也不再局限于疾病与健康。但凡并非一味从国家和社会等类的概念出发来探究历史，且能够关注并从具象生命出发，围绕着生命的基本特征（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而展开，并将生命置于整体的生态体系中来认识和探究的历史研究与书写，均可归入这一范畴。以历史人类学为主要标识的华南学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虽然较少直接关注疾病与医疗的问题，但阅读他们的研究时所感受到的研究旨趣，往往给人心有戚戚焉之感，其代表性学者刘志伟在与孙歌的对谈中，明确将其研究特征归纳为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的转变，在研究旨趣上，实与生命史学相契合。而该学派的中坚人物刘永华教授从日常生活结构和个人的生命过程出发探究的“生命史”，乃是对“生命史学”的重要阐释和发展。环境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王利华教授从食物史和环境史研究出发，将历史过程理解为“生命支持”和“生命维护”两大体系演进的过程，提出“生命中心”论，并进一步在自己的学术反思中表明：“两者（环境史和医疗史）看起来并非同一领域，研究旨趣和理论基础颇不相同，但我们都强调生命关怀，都在有意识地将历史思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推向生命层次，试图构建一种‘生命史学’。”为此，著名历史学家冯尔康先生还专门撰文呼吁：“生态环境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生命关怀，应积极关注生命，建设生命史学。”而由常建华教授领导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年来倡导的从社会史出发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不仅将医疗史包容其中，还充分强调 “人”的回归，也具有比较鲜明的“生命史学”的意象不仅如此，王笛、罗新和鲁西奇等人围绕历史小人物展开微观史研究。由此可见，“生命史学”不只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研究范畴，更是一种具有范式性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研究需要多棱镜，多元的视角和不同的出发点，不仅可以让研究者尽可能地减少认识上的盲区，而且也有助于其从不同情境的代入中获得多样而相对真实的历史认识，因此，立足具象生命，从个体生命出发，以信息解码的方式去认识人类的精神和价值，去探索时代的常识和风貌，去理解国家和民族的特质和精神，不仅可以让历史之光照拂宏大叙述难以顾及的生命状貌和心灵世界，增益历史的面相，而且也不会让历史研究落入“碎片化”的窠臼。就此而言，倡导这一研究，其学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三年疫情的人类学体验，更令人感到这一研究的必要和价值。疫情期间，小小的新冠病毒不仅切实损害了人民生命，而且也牵动了世界上数十亿人的神经，深刻地影响到几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些事实不仅清楚地告诉人们，疾病和医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深刻而基础性的作用，而且也表明，作为集合了丰富的生物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的复杂综合体的“生命”和由“生命”组成的社会，绝不是单向度或结构式的思维可以认识和理解的，缺乏聚焦生命的意识，以多元视角、跨界思维对生命进行深入细致的关注和探究，无论研究历史还是回应现实问题，恐怕都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由此可见，倡导开展“生命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历史学学理和内容的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更好地回应新形势下的社会关切和需求。而从更长远来看，对于正处在伟大变革期的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历史观和历史书写的革新，必然与时代的变革相伴随。20 世纪之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吹响了“新史学”的号角，在 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系列论说的开篇《中国之旧史》中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所以他认为，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就必须开展“史学革命”，倡行叙述国家和人群进化的“新史学”。这一论述，不仅宣示了近代史学从王朝的历史向国家的历史的转向，而且这样的转向，无疑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涵育和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在一代代国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不仅逐步摆脱了民族危亡的困局，而且一步步实现了国家的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的接续发展，实现文明的升级，显然已经成为当下迫切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不管怎样，离不开更好地提升国民的现代公民素质，离不开更有效地落实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当我们的历史研究进一步从国家的历史部分转向“人”的历史，无疑可以为涵育现代国民素养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和思想资源。
进而言之，这样的推进，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而易见，促进人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这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逻辑宰制的破解，进而逐渐促成“真正的人”的生成，也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人本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价值的根本追寻与叩问，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意蕴和人学向度。
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近期，陈雨露在“第二届 21世纪马克思主义高峰论坛”上就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这一议题指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路径，要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场的基础上，“建立原创和独有的范畴概念体系，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高度凝练的原创学术概念，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筑牢根基”。持续推动理论和方法创新，最终建构面向世界、自信自强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论断甚有见地，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历史研究者，我深切地感到，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如果不能扎根中国知识土壤，在人类共同知识层次上，不断创建对历史学具有推动引领作用的范畴概念体系，开展理论和方法创新，要想实现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不可能的。而通过前面关于笔者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生命史学”的心路历程及其意义的论述，不难体会到，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和学术环境中，只要我们秉持开放进取的态度，通过长期深入扎实的探究，完全有可能创立自主而具有原创性的范畴概念体系，实现理论和方法创新。
不用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知识土壤，也就是说，应该立足中国实际，一方面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利用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尽力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这一点，作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和条件，现有的相关的研究一般都会论及，于此不赘，这里主要结合上文所述自己的探索，对构建历史学自主体系具体的实践路径作一论述。
首先，要在实事求是认清现实的基础上，树立守正创新，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信心和勇气。虽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在现代世界中，我们却实实在在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直处于跟跑者的角色。这一方面让我们对现代化有一种孜孜以求之心，另一方面，落后者的角色和心态又会让我们在努力追求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欠缺在原创性和自主性研究方面积极寻求引领和开拓的诉求和动力，对自己在学术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和引领能力缺乏勇气。与此同时，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中文学界研究成果相对缺乏重视和认可，也使得长期奉西方学术为圭臬的中国学人，对自己的研究的创新性和引领性缺乏信心和定力。实际上，上文的论述已经表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提升和学术研究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只要中国学者能够实事求是，潜心学术，以不卑不亢、开放多元的心态消化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研究成果，立足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实践和传统与现代学术资源，首先从创立原创性概念范畴入手，展开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创新，完全是有可能的，假以时日，中国学术必将会在研究的原创性和引领性上崭露头角。所以，认清形势，不狂妄自大，不妄自菲薄，树立开展原创性理论和方法创新的信心，乃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要开门治学，主动去感知和把握时代的潮流和问题，尽可能地破解学科和门户等桎梏，以现实中感悟的问题为导向，在汇聚古今中外智慧和深入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理论和方法创新。学术研究必然要追求价值和意义，所谓学以致用，显然是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不过相对于应用性社会科学来说，作为基础研究的人文学科，往往与现实的结合没有那么紧密，而且也较少追求对现实行为和举措直接具体的指导作用，所以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相对容易与社会脱节，在相对封闭的象牙塔里开展研究。同时，近代以来形成的分科治学，尽管促使了历史学形成相对成熟而系统的学科体系以及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但也让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有较强的学科边界感，往往容易局限在自己的学科体系内以其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不过，虽然现代历史学强调其学术性和独立性，并以“无用之用”自居，但这并不表示，其可以脱离现实，纯粹为学术而学术，显而易见，历史学探究的虽然是逝去的过往，但其问题意识以及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不仅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而且实际上也往往是受现实问题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的。此外，历史研究的对象包罗万象，历史研究也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固守学科壁垒，简单地以为抓住历史上的政经大事，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视角来探究历史就可以把握历史大势的想法，无疑失之于简单化，并不利于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有效回应时代的问题。
近代以来，源起于西方，并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虽然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人类的文明发展水平，但也带来不少结构性的困境，出现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文明病，比如对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的过度强调所带来“少子化”以及社会管理成本的高企，市场逻辑对于个人欲望的无限合理化与刺激所引发的不断膨胀的消费欲，各种没有止境的欲望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科技不断发展所带来的不断扩张的控制力对人文性的不断侵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于长期形成的人类伦理道德的严重冲击，等等，都对人类未来发展造成严重的阴影和不确定性。不仅如此，西方文明本身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出现众多令人忧心的问题，比如侵蚀民主健康成长的民粹主义的不断抬头，出于西方社会自私本性引发的对现代文明自由市场原则具有严重戕害性的逆全球化趋势，如何解决这些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问题，显然已经成为摆在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这也是对于历史学等人文学者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不仅为我们深入开展相应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也为我们寻求突破提供了可能的现实和历史资源。通过上文有关生命史学的论述，我们已然看到，如果历史学者能够打破学科壁垒，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开门治学，真正立足生命，从传统人文主义的思想中汲取养分，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人类社会发展核心地位，就有可能在综合古今中外既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体系，进行理论和方法创新，逐步构建具有生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再次，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有大视野和大格局，也要有小切口和具体的立足点。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一向是历史研究者普遍认可的研究路径，对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样的宏大议题和宏伟目标来说，无疑需要我们有大视野和大格局，不仅需要打破学科壁垒，主动感知和把握时代潮流，还应该站在人类文明历史演进和未来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探究中国历史演变脉络、构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不过，任何伟大的理论的建构都离不开具体而深入细致的经验和知识的挖掘和重构，离不开对具体历史进程和议题深入而别有洞见的研究和思索，离不开依托概念范畴而展开的富有新意的理论阐发。显而易见，缺乏立足点和具体有价值内涵的空洞理论阐发，既无法深入人心，也不可能真正增益人类的认知和智慧，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在当前整体上的研究水准还处在西强中弱和积极赶超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以良好的心态，融通“外向”和“内向”视角，从原创性的概念的凝练和建构入手，在中观层面，以“中层理论”的建构为抓手，来寻求中国史研究整体水平和理论创新的累积和突破。
最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要有信心和决心，更要有恒心和耐心，绝不是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需要广大历史学人长期而艰苦的不懈努力。翟锦程在探讨中国当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途径时指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人文学科知识领域“需要通过重建来承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价值理念，而这个重建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这一论述显然也适用于历史学，中国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深厚发达的国家，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是重构，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传统要发挥其价值和意义，还有赖当今学人对其现代价值的不断挖掘和重新发明，这同样也是一个艰巨、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所以，对于当下的历史学人来说，必须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稳健心态，要有坚定的信念和足够的恒心与耐心，以长远之志，立足具体研究的创新，通过创建新概念体系，开展理论和方法创新，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