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内涵，又蕴含着中国特色。中国在积极探索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意义。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生产方式，形成了新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运行全过程。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贯穿现代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要在数字中国乃至数字强国的基础之上构建。建设数字中国需要扩大全社会数字经济建设投入、进一步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完善数字治理体系以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在数字中国基础之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数字中国；数字经济；现代化；生产方式
作者：佟家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学、数字经济研究；张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学、数字经济研究。
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根据二十大报告，我们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就需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其中关键在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因此，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经验和启示，在新时代中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深刻理解数字经济中新生产要素、新生产关系的内涵，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宏伟目标而踔厉奋发，进而实现新生产方式以及现代工业体系的整体转型升级与发展。
一、现代化的内涵与中国现代化的起源
（一）现代化的内涵
据专家考证，“现代化”一词大致产生于18 世纪中期，这一词汇来源于英文的“modernize”或“modernization”。其中，“modernize”是动词，含义为“使现代化（成为具有现代特点的、成为现代的）”“使适合现代需要”；“modernization”是名词形式，于1770年首次被使用，含义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实现现代化后的状态”。“modernization”这一概念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在当时并没有被翻译为“现代化”，直至20世纪初，“现代化”一词才被准确翻译引入中国。
我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理解现代化的内涵。第一，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层面上，现代化是一种历史过程和社会变迁。罗荣渠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范畴和社会变迁。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进而到数字社会的激烈变革。一方面，这种历史和社会的变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所引发；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变迁也带来社会、经济、政治等自身内容和类型的革新。这种双向影响和推进的过程赋予了现代化多层次、多阶段的内涵。在国家发展的层面上，现代化也体现了国家间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展开竞争的过程。所有国家都具有不断追求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动机，发展进程较快的国家需要在面对后发国家追赶的挑战中保持自身优势，而后发国家则通过借鉴先进经验，力争迅速赶超先发国家。这一过程通过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中的竞争，使得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适应并进一步推动世界现代化水平。因此，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层面，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层面，现代化可以被刻画为一种综合且全面的过程。
第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业革命。如果我们从产业革命的角度分析，较早起源于欧洲产业革命的经济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8世纪，伴随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和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现代化的工业逐步在英国形成，然后相继在欧洲大陆、北美洲、南美洲传播开来。产业革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变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产业革命也经历着不同的阶段。从产业革命的发展阶段上看，一些专家指出，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主要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分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每一次产业革命，或者是产业革命中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会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甚至会产生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方式等，不断地延拓现代化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个新的产业革命阶段。这一新的产业革命阶段就是数字化，既包括数字产业化，即数字信息及数字技术的产业化，也包括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不断地数字化。并且，在未来随着新兴学科和技术的涌现，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世界前沿会不断地向前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的内涵必定会进一步扩展，其涉及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化、无人化、人机交互、星际航行等。
第三，现代化的内涵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丰富与完善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对现代化内涵的明确与丰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人类社会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逐步明晰的。20世纪50年代，英国虽然较早形成了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快速工业化也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例如“伦敦雾”、泰晤士河水污染等，人们面临着由污染引发的巨大负面影响。这产生了人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注重解决环境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人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也逐渐演变成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在绿色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如今，在联合国领导下对碳排放、地球温度上升的控制，也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中国现代化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长达一百五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产业革命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19世纪中叶，许多仁人志士认识到现代化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1844年，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基本宗旨，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这开启了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学习西方世界先进科技的潮流。此后的洋务运动，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包括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武器等，都是追求现代化的早期表现。甲午战败，惊醒了中国人民，戊戌变法、富国强兵等一系列振兴中华的努力都是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突出表现。这一时期，近代中国工业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尤其是在铁路、电信电报、化工、纺织、武器制造等领域。
民国时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环境，但是由于战争频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受阻。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工业现代化只能在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间隙中获得喘息和发展的机会，但是并不会产生系统的发展成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公布的数据，整理和计算可以得到1949年中国年底总人口数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人口死亡率为20‰，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86元，人均社会总产值为102.8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以及《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公布的数据，整理和计算可以得到1949年中国年人均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情况，其中原煤、原油、发电量、成品钢材、布和成品糖的人均占有量分别为59.1公斤、0.22公斤、7.9千瓦时、0.24公斤、3.49米和3.69公斤，粮食、棉花、油料、糖料和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分别为208.9公斤、0.8公斤、4.7公斤、5.2公斤和0.8公斤。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呈现出人口众多且经济贫困、资源丰富却工业化十分落后的状态，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工业阶段的极端落后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启了自主发展、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面对西方的围堵，一个最直观的道理被中国共产党说清楚了，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中国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以后，便开启了初期的现代化建设。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四个现代化”首次被提出，包括了“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正轨的开端。十年“文革”浩劫，打乱了中国追求经济现代化的进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我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此之后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目标与内涵，并将四个现代化进一步明确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成绩，令全球瞩目。202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继续保持经济总量在全球第二位的优异成绩。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资料，在产业体量方面，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7.3万亿元，实现制造业总产值占据全球首位；在产业体系方面，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我国工业产品出口覆盖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占比达到约20%，这意味着中国在有形贸易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经过七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摆脱了世界银行规定的绝对贫困，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二、新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与挑战
（一）新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鼓足干劲，奋发图强，以期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为此，自1953年开始，除特殊情况之外，我国都借助制定五年发展计划来推动现代化建设。这种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即在大力发展农业、保障人民温饱的前提下，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这些规划符合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才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摆脱靠天吃饭，从而步入经济增长的轨道，全面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因此，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成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现代工业发展是一个伴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充实、创新、转型、升级的过程，换言之，它是一个在规模上不断发展、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在结构上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这意味着，工业的现代化总是与不断发明、创新和应用的新技术动态相伴。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这一过程在现代工业发展中具有两个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机械力对人力的替代，并且这种替代的进程是不断转型和升级的。例如，在工厂手工业之后，珍妮纺纱机、蒸汽机作为机械力的代表形式逐渐替代人力进行工业生产活动。第二个标志是机械力自身动力来源的革新，即自从机械力对人力的替代发生后，决定机械力优势的动力来源是不断扩展和升级的。具体地，纺织机、蒸汽机向精密仪器和机床的转变，对应着机械力的动力由水力、火力向燃油、燃气发电的过渡和使用。而现代科技领域越来越多地走向自动化机械和生产线，甚至是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同时伴随着动力来源的多能源化。
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积极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步伐，向苏联、欧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引进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期在相较西方现代化进程更短的时间内，实现自身工业的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极大缩短了实现工业化的时间，在过去七十多年的时间内追赶上西方耗时150年左右所达到的水准，甚至在许多领域完成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过程。总体上，我们正在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持续迈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这个快速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二）新中国追求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我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贫富差别突出。在实现现代化的前期过程中，我们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明确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非常务实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激励机制，也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机制，毕竟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设想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并且，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成果，也基本验证了这种基本理念是具有显著效果的。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大胆投资，依靠对市场的良好感悟和认知，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实现了资产增值和个人财富的自由；另一方面，这些先富者也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更加广泛的人群致富，全社会的劳动者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然而，也需要注意到贫富差别的存在和凸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2022）》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202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69、0.462、0.465、0.467、0.468、0.465、0.468和0.466，其中，基尼系数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参考指标。这些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中国社会分配中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时会出现略微的下降，但整体上仍在高位徘徊，即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持续处于高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中国的收入分配也面临着严重不平等的挑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使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历史经验表明，伴随着轻工业、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人们会面临对自然资源甚至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与使用的问题；在工业品生产的过程中，由于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气体或废弃物的肆意排放，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或侵蚀等问题。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京津冀地区、山东、河南、安徽甚至江浙一带出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问题，这不仅恶化了当地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环境，也给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身体健康，乃至整个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重演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环境危机。我们需要认识到，快速实现现代化工业可以使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可能会破坏人类社会继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所有追求工业化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中国也不会例外。
第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平衡。伴随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全社会将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物质文明建设，对精神文明的建设相对不足，甚至一些人产生了只关心物质财富增长，而不顾道德规范等社会精神文明的问题。这种类型的问题不断出现，例如以物质利益为追求目标，而忽视食品卫生和安全问题，生产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商品的虚假广告、过度宣传等。这使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企业信誉、社会信誉、政府信誉、个人信誉都受到严重损害。虽然上述一系列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物质文明和工业现代化，然而过度、盲目追求单纯的工业或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有违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第四，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对我国可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带来新的挑战。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国取得了令全球刮目相看的成就。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威胁论”也慢慢滋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特别是从为维护美国乃至西方霸权的立场出发，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博弈为理论依据，从地缘政治经济的传统思维模式出发，挑起打压中国的“零和游戏”。美国政府形成一致意见，鼓吹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将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甚至是主要的敌人。这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一个相互依存的发展环境带来巨大的阻碍。此时，中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否也效仿美国或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或路径，将世界引向对抗甚至战争。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思考和分析，中美是否会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与历史上崛起的西方国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等）不同，不是依靠发动战争的形式，在争夺“霸权”中用“血和铁”的文字来书写人类进入现代化、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时代的历史，而是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理念，引领世界进入一个长期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时代。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标准是建立在对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提出发展理念问题、发展战略问题。这些问题是党高度重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实践、汲取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经过不断思考、调研和探索而总结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持续推进的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高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涵盖了各国现代化共同的优质特征，更是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实现。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在数字中国基础之上的现代化
（一）数字经济与数字要素的内涵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更多数字经济基础上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中，要求我们把握新的发展机遇，促使新生产方式的产生，推进现代产业体系的整体转型升级与发展。我们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数字中国基础之上的现代化。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的生产方式。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首次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描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每年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中，不断更新和完善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其在2022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中将数字经济表述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当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把握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时，会为其赋予一种更具经济学意义的定义。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人们借助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对数据进行收集、筛选、标注、整理、加工、分析、存储，得到数字化的信息、知识和智能，形成数字要素，而数字要素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原有生产要素相结合，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产生可交易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进而形成新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运行全过程，使数字经济逐步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时代下的新生产方式。其中，数字要素主要包含三个维度：（1）数字化的信息，即通过对数据进行收集、标注、分析和储存而得到的有效信息；（2）数字化的知识，即人类依靠自身脑力劳动对有效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总结所形成的知识；（3）数字化的智能，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结合有效数据、信息与知识所形成的智能。因此，在当今社会中现代化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而是在这些前沿技术手段之上，形成的贯穿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升级和转型，进而是新生产方式的形成，这构成以数字经济为标志的现代化。
（二）现代化具有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意义
回顾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的发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充实、创新、转型与升级。这意味着，每一次新技术的产生，都会丰富和延拓现代化的内涵。新技术的创造与应用始终贯穿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
在数字经济的萌芽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初，人们开始摆脱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中使用的简易工具与机械，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涌现。从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的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集成电路和光纤通信技术的出现，再到1977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人类能够掌握的计算水平和信息通信技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后，光纤通信和互联网的商用使这些技术广泛应用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此时，全球经济开始进入全新的现代化时代。
在数字经济诞生并展现强大魅力的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数字经济的内涵。这一时期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逐渐从资本转向技术进步，而对技术进步的一种关键解释正是信息与知识。信息要素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可以促使信息产业的形成，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基于信息要素形成的知识，可以进一步降低单纯依靠信息来解决经济行为不确定性的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孕育而生，但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和知识实现数字化，进而转变为数字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到经济活动全过程。①无论是信息经济还是知识经济，在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的作用下，最终都会走向数字经济。这种对数字经济内涵的初探，也在影响着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即21世纪初，现代化被赋予更多、更宽泛的数字经济内涵。一方面，前两个阶段产生的设备与技术不断优化发展，集成电路复杂程度、计算机运算速度、存储介质性能、光纤通信水平以及网络宽带的速率和带宽都得到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原有数字技术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数字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极大促进了数字技术在之后经济活动中的推广与应用，这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和保障，既形成了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产业化，又推动了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带来产业数字化，又一次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
（三）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数字中国的基础之上
现代化的内涵因数字经济而丰富，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数字中国乃至数字强国的基础之上。回顾我们为数字经济赋予的经济学定义，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其中形成了新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运行全过程。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环节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经济之间的联系。
第一，对于生产环节，数字经济有助于实现生产过程的现代化。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简单地替代人的体力劳动，也不只是依靠基础性的机械劳动来解决人在长时间或疲劳工作中可能造成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而是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数字技术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数字化的信息、知识和智能的有机结合下，充分发挥数字要素的作用，延伸、部分替代甚至完全替代人在生产环节的工作，例如产品设计与加工、质量检测、市场信息获取等，使其产出的产品更加适应购买中间产品的生产商，以及购买最终产品的消费者的需求。从生产角度看，补充和替代人的脑力劳动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此将产生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产生了新的产业或部门，即现代信息产业、现代通讯业、现代信息服务业等；二是产生了新的产业结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新产业带来的，使信息产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三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传统产业中。信息传感技术的不断升级，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升了传统机械制造、精密仪器制造等领域的自动化程度，极大地替代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如自动驾驶、自动装卸等，在促使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提升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在生产环节中还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实现社会生产的高质量发展。例如物联网的应用可以通过提升管理水平来降低能源消耗，通过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率来提高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这种优势也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了废物、废气排放，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新思路。因此，依托数字经济是实现生产环节、生产过程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途径。
第二，对于交换环节，数字经济时代中交换过程更加便捷，信息来源更加广泛。在数字经济时代，“货比三家”更加普遍。一方面，消费者可以借助多方信息平台获得目标产品的质量信息，也可以充分了解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生产者既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合作对象的信誉和能力，选定适合自身的合作方，也能够更加细致地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和服务。在数字治理逐渐完备的前提下，信息的不对称性将大幅缩减。这意味着，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当然，数字经济时代中交换过程的有效改进离不开数字安全的保障，离不开数字治理的完善。如今，信贷机构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放贷决策，这离不开数字识别、追踪、验证技术，如大数据技术档案、人脸识别、图像识别、信息可靠性验证等，也需要良好可靠的数字法制环境。
第三，对于流通环节，数字经济时代可以实现更加有效的产品或服务的流通过程。在有形商品的流通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可以大幅提升流通效率。例如在产品调度中，人们可以在线获取订单和物流的信息，物流中心根据这些信息有效地调度运输车辆，通过智能港口或仓库使货物的装卸、集散、存储等环节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在无形商品的流通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可以打破原有的流通逻辑和模式，使服务或其他无形产品可以逐渐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在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高效快速地流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中流通环节的改变也会影响人在这一环节的位置和作用。例如，依托大数据技术的流通指挥中心在高效掌控和调度所有载运车辆任务的同时，也可以帮助人们制定完整、全面、详细的流通计划，包括加油、休息、卸货、再次就近安排新任务等。因此在数字经济现代化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在社会经济的流通过程中，部分替代了人的体力劳动，并且在信息获取、任务分配、过程监控与管理等方面开始替代人的脑力劳动。这使货物的精确运输和准时送达成为可能，也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特色之一。因此，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现代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社会化、精细分工、协同衔接成为可能。
第四，对于分配环节，数字经济时代中收入的分配过程趋于公平。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劳动者的付出可以被精确计量。同时，“零工经济”也被赋予新的活力，使劳动者的能力和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储蓄资金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被充分使用，配置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并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信息不对称的减弱或消除，人类劳动回报的精准度量，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减少社会贫富差别。这些新技术使生产力进一步数字化，使数字产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也可以让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在此基础上，共同富裕，特别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数字经济高度发达的未来具有实现的可能。
第五，对于消费环节，数字经济可以改变消费的规模、对象和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规模的改变既体现在消费数量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长，还体现在消费品种类因新技术和新要素的加入而不断扩展。消费对象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例如消费产品质量和档次因技术进步而提升，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逐渐具备有形产品的特性出现在市场中。消费的模式变化则不仅体现在线上经济和线下经济的有机结合，还体现在个性化消费方面，生产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会不断提高。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生产者根据数字平台获取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消费者对各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包括产品服务的类别、质量、个性化等方面要求，从而不断修正自身产品或服务对消费者的适应程度。与此同时，消费环节发生改变的动力来自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方面，生产者期望在市场上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从而更加顺利地租售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消费者希望获取种类更多、质量更高、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此时，市场更加完全，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也更加充分。因此，成熟产品的市场竞争将使其价格更接近生产成本。那么通过不断创新来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途径。
我们看到，现代化的内涵因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数字经济中的新技术和新生产要素都促使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生，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运行全过程发生深刻变革。同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逐年提升，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8%，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增长的关键贡献力量。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因此，党的二十大所制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是建立在数字中国乃至数字强国的基础之上的。
四、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中国建设的路径与前景
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下的数字中国乃至数字强国，我们需要明确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需要加大全社会的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为数字技术产业化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2021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下文简称《规划》）明确指出发展数字经济需要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和“有序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充分发挥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应用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建立和规模经济的实现创造条件。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先后建立超算中心，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算力、算法开发等基础设施，设立高端数字技术人才汇聚中心。这为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支撑，使我国逐渐具备加工、整理、筛选、储存复杂数据的能力，从而充分发挥数字要素的作用。因此，积极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能够使数字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下的数字中国。
第二，需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在数字中国建设中，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想要发展数字经济基础之上的产业现代化，必须将数字技术引入传统产业，并以此改造传统产业。依靠对现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机械化农业向数字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推动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向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现代化产业的改造与升级，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与物联网基础上统筹现代经济，实现数字现代化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加快步伐走向数字经济时代，使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成为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的主流。
第三，需要推进重点战略产业在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尤其关注数字产业的发展。现代产业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传统产业上，还要关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点战略产业。《规划》明确提出了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在推动数字产业化方面，《规划》提到了如瞄准传感器、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材料等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下，我们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以数字产业化为起点，选定重点攻关战略产业和战略产品，克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卡脖子”的技术束缚，实现产业链的重建和多元化，并借助数字经济技术，实现产业调整与升级。
第四，围绕数字经济现代化建设，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从全球产业创新和技术现代化的角度看，产业革命是一个人类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自然累积过程，但在各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完善法律制度、体制机制建设十分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不懈努力将中国由一个远远落后于世界产业发展步伐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位的国家，其中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既坚持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与执行，又能够在举国体制下开展并贯彻执行战略产业与投资建设决策，还能贯彻执行重视知识和人才的相关政策措施。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带来更好的市场环境，这需要我们尊重市场主体的产生和发展，设立数字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为数字技术人才的发展提供良好氛围。因此，在数字经济乃至数字产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机制建设，健全和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第五，需要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果实，同步丰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我们需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高适配的方案，提升全民使用数字技术发展成果的能力。一方面，扩大优质数字资源的供给和公共数字资源的开放，另一方面，建立匹配各年龄段、各职业属性的数字技能培养模式。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全面提升人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与此同时，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优质数字人才的培养输送十分关键。其中，高等院校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国家提供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为推动数字产业现代化的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乃至数字强国贡献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内涵，又蕴含着中国特色，需要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更多的内涵，是建立在数字中国乃至数字强国的基础之上的。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并且其增长速度超过同期GDP 增速。我们坚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一定能够建设成为世界先进的数字经济发展强国和现代化国家。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