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同时进一步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创新的形式多种多样，分布于科学端到应用端的各个点。创新对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偏向科学端的创新。基础研究不只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任务，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能够而且需要开展基础研究甚至一定的纯基础研究，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也要强化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改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基本模式，更广泛地与企业合作，共同推动我国的创新体系由应用端向科学端移动，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创新驱动发展；企业创新主体；科学基础的创新创业
作者：张玉利，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创业管理、战略管理与管理教育研究。
二十大报告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明确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多地具有全球视野，体现出大国的担当和引领。中国共产党走过建党百年的历程，我国经历了建国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对于现代化的阐述体现了建设中的成就、新的任务、更美好的愿景，振奋人心。与此同时，现代化建设与创新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必需。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相比之前创新驱动发展的论述，更加重视创新。
一、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被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系统阐述了战略背景、战略要求、战略部署、战略任务、战略保障和组织实施。二十大报告中用了一整段文字阐述如何“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体到“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2035年创新方面的目标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阅读二十大报告有关创新的论述，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强调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另一点是对企业的定位前所未有。
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提法首次出现于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17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要求：“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主体活力，系统提升各类主体创新能力，夯实创新发展的基础。培育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鼓励行业领军企业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形成完善的研发组织体系，集聚高端创新人才。引导领军企业联合中小企业和科研单位系统布局创新链，提供产业技术创新整体解决方案。”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从创新主体到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到支撑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从技术创新到创新驱动到基础研究和原创再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层层推进。
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勾勒出创新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动态关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可以提炼出一系列研究课题，最基本的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为什么如此重视基础研究？企业作用的突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国的创新生态？产学研如何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产生协力？等等。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企业创新驱动的创业研究”的调研积累，本文选择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论述。
二、创新的变化与趋势
创新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力量，创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对创新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总体来说创新有两大类：一类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人类凭借智慧和工具寻求解决办法，如使用工具、组织资源完成大型工程都是创新；另一类是基于科学发现，产生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推动社会进步，几次大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样的创新。当然，科技进步会渗透到各个领域，使得解决具体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了科技的成分。熊彼特在一百多年前所阐述的创新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企业家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创新是生产要素新的组合，不单纯来源于科学发明与技术创造。创新来自研发投入支持的科学研究，也来自市场和经济驱动的应用性创新。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民间活力，释放和创造了巨大的需求，使得我国的创新更多是技术引进应用，走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之路，也在应用研究和应用性创新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甚至领先，数字技术的应用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样的发展模式已经而且必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基础研究必须要加强。纵向来看，创新实际上是“科学知识到应用”这个连续体上的一个个点。德鲁克强调创新和发明的区别，创新更突出商业化。创新可以分成知识创新和应用创新，科学知识到应用的过程大体上被分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商业实现四个大的阶段。研究与开发（R&D）应该是两个阶段，能分解成科学、技术、工程。基础研究又被分解成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以求知为目的，研究多为好奇心驱动，侧重理论探索，拓展新知识，没有直接的商业目标，应用范围广；应用基础研究既求知又重视应用。大学更多的是做纯基础研究，行业科研院所偏向应用基础研究，企业开展以实用为目的不以求知为目的的应用研究，应用研究侧重解决具体实际问题，客户驱动，有明确的经济追求和直接的商业目标。大学、企业、科研院所等众多的创新主体构成了基本的创新网络，并产生了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创新模式。目前总体的趋势是向基础研究、向科学端（或后端）努力。不管是为了解决被“卡脖子”问题还是增强创新能力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已经成为紧迫的任务。2023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
其次，企业从技术的应用方转变为科研主力，而且这样的企业在增多。长期以来，科技特别是科学研究是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职责，企业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分工明确。国家把创新资源投入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产出以专利等知识产权为表现形式的成果，然后通过向产业推销技术实现技术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成为基本模式。产学研融合、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下乡等都是在这一模式下展开。目前这一模式发生很大变化，华为等一批企业投入巨资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甚至鼓励自由探索的科学研究，一些大企业投资建设中央研究院，吸引大批科学家开展研究。《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任正非在与华为科研人员座谈中对科技人员提问的回答，问题涉及面向未来的技术研究落地周期较长、创造力发挥、考核、交叉融合等，任正非陈述的对科技创新的理念和华为公司采取措施的先进性远远超过很多以科学研究为重要任务的大学。深圳市科技局原副局长周路明认为，深圳一开始就避开了成果转化的模式，在实现改革开放两大目标的过程中锻造出了不一样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表现为五个方面：市场化的进程成为深圳创新的原动力；深圳将创新从科研活动转变为经济活动；制度创新优于技术实现；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创新；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
再次，企业创新全球布局。全球布局研发中心，需求在哪里研发就在哪里，科学家在哪里研发就在哪里，企业研发与市场更加接近，头部企业全球化创新模式值得关注。
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国整体上还是偏向应用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在很多领域还是创新的主要手段，基础研究薄弱，偏向科学端的创新或者所谓的“根”技术还很缺乏。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如国资委将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列入央企业绩考核范围，把央企的科研投入视同利润进行考核，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但效果还不明显。
以数字经济为例，为了解国有上市公司如何描述其数字化，课题组选取了1073家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利用词频统计和人工编码的方式获取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相关的数据，并将数字化关键词分为三类：应用相关的关键词，如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等；数据和基础设施相关的关键词，如物联网、数据中心、信息系统等；技术相关的关键词，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应用相关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远远多于数据和基础设施相关的关键词，如数字化出现的频率是5481 次，物联网出现的频率是969 次。技术相关的关键词除了大数据外，大数据技术、边缘计算、智能技术等很少被提及（见图1）。
应用相关的关键词
数据与基础相关的关键词
技术相关的关键词
图1 国有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分布
三、企业强化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基础研究是重大科技创新的源头，基于新知识的创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随着竞争的激烈和企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企业无法停留于常规的竞争手段，必然要向深层次挖掘竞争优势的来源，如核心能力、组织学习、动态能力等。同样，随着现代化内涵体系的延展和愿景目标的提升，对创新的依赖和要求也更强更高，大力开展基础研究、丰富原创性成果、强化理论贡献，成为重要的历史任务，也是一般发展规律。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企业会不断提高基础研究的支出，日本、韩国在快速追赶的过程中，其国内的大企业都不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参与。
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需要投入基础研究有其必然性。第一，对企业有益，特别是战略性价值明显。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有助于寻找未来发展方向、解决技术瓶颈、为未来储备技术。投资基础科学研究，产生绝对的竞争力，确保利润；再反过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形成正向循环，拉开跟竞争对手的差距。这已经是成功企业的经典模式。如果企业不进行基础研究，也没有能力消化吸收来自外部基础研究的成果。第二，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有独特优势。企业研究是将“新知识”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创新主角，在人才储备和科研条件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在开展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更有优势，企业能发现更真实的问题，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能够组织起研究团队，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基础研究与市场的距离，多数企业不会追求纯学术性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离市场太远没有商业价值，离市场近又不是基础科学研究，更加务实的基础研究有助于整体创新向科学端移动。第三，企业在容错机制、风险防范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和比较优势。新知识商业化时间长，需要多学科知识交叉共同发挥作用，不确定性程度高，结果难以预期，更加需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机制，比如风险投资的机制。近些年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国药控股、航天科工集团、南方航空集团、人保财险、山东黄金集团、首钢集团、中国铁建等一大批大型企业正式成立了公司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ing Capital, CVC）机构，专门进行风险投资。根据创业邦等公开数据进行的统计整理发现：2010—2021年，进行CVC的公司中上市公司占比为63.5%，上市公司参与的投资事件占所有投资事件的比重为73.7%。其中，在沪深上市的参与公司风险投资的大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约为67.53%，民营企业占比约为29.31%。第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应用或问题导向更加明显。问题驱动的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的联系更为紧密，需要对产业技术前沿有很好的理解，才能提出基础研究的问题。专注于具体需求的大企业往往可以作为主要的牵引主体和研究主体。企业内部的研发团队将基础研究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也可以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更有可能带来具有商业价值的突破性成果。第五，基础研究总体上需要大量的投资，只靠财政支持不现实，大企业有资金实力，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企业都占很大的比重（见表1）。
表1 主要经济体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及在全社会基础研究支出中的占比（2019年）
注：2019 年科技经费支出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按当年购买力平价计。
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成效，从研发投入和创新结果看，前些年以华为、腾讯、阿里等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明显领先于国企和央企，近年来情况有明显的变化，国企和央企进步明显，有和民营企业齐头并进之势。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2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The 2022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收录了全球2021会计年度研发投资额最多的2500 家企业，这些企业的研发投资总额为10938亿欧元，研发强度（占收入比重）为4.7%。跻身百强榜的中国大陆企业共有16家，名单见表2。华为公司以195亿欧元的研发投入名列中国企业之首，在全球名列第4位。
国际专利分析技术供应商律商联讯（LexisNexis）发布了《2023年度全球创新百强报告》，基于专利资产指数筛选出当前世界具有最高创新力的机构。其中，13家中国大陆企业入选百强，分别是瑞声科技、蚂蚁集团、京东方、宁德时代、大唐电信、大疆创新、华为、中国中化、舜宇光学科技、腾讯、天马微电子、维信诺、烟台杰瑞集团。
当然，有能力开展基础研究的企业毕竟是少数，也不是所有企业都需要开展基础研究，但我国整体的创新要加大基础研究，要有更多的基于科学的创新创业活动，在重视应用创新的同时推动创新向科学端移动是大势所趋，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头部企业、领军企业积极开展基础研究，也会探索新的创新机制。做基础研究风险大、投入高、时间长，但有可能会产生巨大回报，需要长期的坚持。规模大、实力强、行业领先地位是影响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重要因素。比较而言，政府更注重长远，在各国的基础研究中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重，更加具备企业与政府一道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体制和机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等方面能够作出更加有益的探索。
表2 进入《2022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百强的中国大陆企业名单
基于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内在规律，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企业开展重大科技创新的政策。2021年1月，国资委将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列入央企业绩考核范围，把央企的科研投入视同利润进行考核；对重大项目、创新项目、创新团队给予工资总额单列；推动央企落实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加大对科研人员的中长期激励力度；进一步加大力度，把大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投入科技创新方面。2022年3月，为切实推动央企科技创新和承担社会责任，国资委成立了科技创新局和社会责任局。
四、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和贡献
美国基础研究的经验表明，问题驱动的基础研究应当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融合发展。只有当创新主体之间的研究成果可以相互转化、支撑和融合时，基础研究才可以转化为社会经济绩效。美国的联邦政府、国防部门、大企业和大学相互支撑，极大推动了问题驱动的基础研究的发展，美国的基础研发体系见图2。
图2 20 世纪80 年代至今的美国基础研究体系
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事基础研究的各方需要协同发展，各自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和应该发挥的贡献，其中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改变大学研发企业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定式，主动与开展基础研究的企业合作，共同开展基础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要所有改变。
企业的属性使其不可能走到创新链条的最后端，引领甚至主导人类未来发展的创新还是重大的科学发现，那些短期内看不到明显商业价值的知识创造。能够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动力的科学发现无法预测到，高校院所还必须担负起好奇心驱动的以发现新知识为目的的基础科学研究重任。企业不断加大基础研究力度，会改变大学的定位，大学也要强化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洞察产业趋势，服务国家和企业重大需求，主动与企业合作，而不是停留于成果转化的线性逻辑，要在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中发挥基础作用并直接作出贡献。
大学要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突破性创新提供人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是突出和落实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融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精神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强大动力；企业家精神是引领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激活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让潜在的企业家变成现实的财富创造者。能够兼备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人在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中都是少数，因此促进科学家与企业家合作很有必要。我国高校多年开展了创新创业教育，在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等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在此基础上，围绕科学家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融合，能够找到有效的办法。例如，淡化创业教育要根植于商科的认识，创业不是专业教育，而是各专业教育的重要部分；创业的任务是创造价值和谋求改变，不必局限于创办企业，更需要交叉。
多数的研究型大学也是综合性大学，具备师生跨学科交流的有利条件。科学知识的应用很少不是交叉的，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更需要多学科交叉以及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企业家的通力合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成立了交叉科学学部，研究型大学开始重视交叉学科，在本科
生层面大力开展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等，开设服务社会的公共选修课等，这些尝试在拓展知识面、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产生了效果，但在打破专业、促进交叉方面的实际作用仍然有限。
大学科研的核心任务仍然是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都要做。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人员来说，做好四个面向的基础还是基础研究，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而不是代替决策。有很多名义上的基础研究实际上并不是基础研究，不少学者热衷于解决实际问题，搞直播，当“网红”，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值得注意。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