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知识体系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载体。由于西方知识体系在清末民初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带来了“覆盖式”的冲击，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构价值观念的历史任务迫在眉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体现出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特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价值取向
作者：翟锦程，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逻辑史与逻辑哲学、逻辑与知识体系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任务，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需要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实践基础及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知识体系与自主的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是指基于一定的逻辑基础、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具有民族性或地域性的知识总和，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后得到的知识系列。一般来说，知识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个核心要素构成。这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方面。
学科体系是根据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而形成的学术门类，是知识体系的组成形式。例如，亚里士多德明确把知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三类。再如，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哲学并不一样，它是一个包括逻辑学、物理学、数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五个部分在内的知识体系。由于各学科的对象不同，因而学科之间有相对严格的界限。但随着人类知识的飞速发展与进化，从而出现了聚焦领域或问题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这也是由外在的社会需求而引发的学科自身的内生演化。
学术体系是指在学科框架内部，面向特定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学说体系。即使在同一个学科体系内，由于研究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差异，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思想学说和流派。先秦时期，诸子各派“蜂出并作，各引一端”，思想观点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墨子虽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最终“背周道”而“非儒”（《淮南子·要略》）。即使在墨家内部，最终“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而“倍谲不同”（《庄子·天下》）。先秦时期的思想学说作为一个整体，是在各家学派相互批判和相互吸收的过程中才发展、完善起来的，正像《汉书·艺文志》所云：“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在现代科学领域亦是如此，以数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为例，在1900年到1930年三十年间，形成了以罗素为代表的逻辑主义、以希尔伯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和以布劳维尔为代表的直觉主义三大学派。尽管三大学派的观点不尽一致，却为数学基础理论的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话语体系是刻画和表达一种思想学说和理论方法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核心概念和术语来具体把握一种理论或思想学说的基本内容与特质，如“道”与“无”表达了道家的思想特质；也可以通过核心概念和术语体系来把握一种理论的基本结构，如词项、命题、推理和论证，刻画了西方传统逻辑的基本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涉及具体领域的知识。我们把这些具体领域的知识分为四个层次：完全自主的层次、以我为主的层次、内外结合的层次和共同知识的层次。可以说，这四个层次的知识领域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
知识体系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直接载体。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看，古代中国、希腊为代表的中西知识体系都各自有着独立发生与演进的历程。中国知识体系的早期形态是周代官学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后有孔子私学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新“六经”。自汉代起，知识体系开始以图书分类的方式呈现出来。刘向编有《别录》，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七略》，涵盖了当时知识领域的基本类型；魏晋时期，“四部”的分类方法开始出现，至唐初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命名各类图书，涵盖了中国古代知识领域的基本类型。
古希腊时期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初创阶段，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基础框架和主体内容。智者学派的“三艺”和柏拉图的“四科”，初步奠定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学科基础，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所涉及的分支领域，构成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后经不断补充和完善，到欧洲中世纪早期大学的教育体系建立，再到耶稣会《教育计划》的系统化，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构基本定型。
文化作为知识体系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得以养成和延续的载体。尽管中西各自都有着独立的知识体系的传承演进历史，但都在延续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如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且长久的影响；西方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从人到神再回归到人和自然的变化，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中世纪和近现代的文化变迁与进化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提出全新要求。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需要有新的思想理论引领世界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构建面向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人类历史上各民族各国家或地区知识体系独立平行发展的环境已不复存在，人类需要面对和处理越来越多的共同困难，解决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构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知识体系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
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与核心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持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承载着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价值观念，引领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我们认为，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引领，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则，也是区别于其他知识体系的根本标志。
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自觉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民族有数千年赓续不断的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基础是中国的具体实际，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也是知识体系自主性的表现。
三是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属性，更加巩固了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文化特质。
四是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借鉴外来知识体系的合理成分，挖掘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自信的开放体系。接续中国近代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接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吸收外来新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借鉴吸收近现代以来的外来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现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性特征。
二、对文化特性的哲学解析
从知识体系本身的结构来看，它有不同的层次，其中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民族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它既是一定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又体现或表达着这个知识体系所承载的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因此，需要我们从价值的角度对文化的特性作出分析。
在西方的思想典籍中，“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其原始含义是指耕作、拜神等活动，进而引申为通过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含义得到不断扩充。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了智慧、文化就是哲学的思想，把文化的原意发展为人在完善内心世界过程中，开发和培养人的素质累积而成的固定风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了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口号，把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教育、政治等都纳入文化的行列。这样，文化是“耕作、拜神”的隐喻被明确化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人类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而获得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文化观念出现了重要变化。从18世纪后期开始，在英、德等国家的社会思潮中，文化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范围愈展愈宽，其基本含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与人的完善有十分密切联系的各种思想、心理的一般状态或传统；二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精神风貌、道德、行为的发展状态；三是指以艺术等精神活动为主体的那一部分活动；四是泛指一定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的、精神的生活方式。
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第一个明确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而后，泰勒在1881年所著的《人类学》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是人类特有的观点。泰勒的这种文化观最大的遗憾是把“文化”与“文明”视为一体，并没有对两者进行明确和严格的区分。另外，他仅仅对广存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文化现象作了列举性的描述，并没有深入挖掘和真正把握文化的实质。
1927年，美国社会学家艾尔伍德在《文化进化论》一书中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社会赓续演进的产物。他指出：“文化是包括人的控制自然界和自己获得的能力。所以一方面它是包含物质文明，如工具武器、衣服、房屋、机器、及工业制度之全体；他方面是包括非物质的或精神文明，如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仪式、道德、法律和政治的全体。”艾尔伍德的观点颇为具体，从外延上把握了文化的物质与精神的两个层次，较之泰勒的观点更为系统和深入。但同样，他也未能揭示出文化观念的核心本质内容，而把文明的两个方面作为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仍旧囿限于文化等同于文明的论断。
在简要地考察了人类思想史上有关文化的界定之后，从揭示文化本质的角度，我们认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过程中，体现人类价值的一切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活动过程及其结果。文化的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念体系。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认识文化的特性。
第一，就其特有属性而言，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是人类特有的东西。文化的原始含义是耕作、开垦，进而延展为人的创造性活动。人脱离开动物界以后所进行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都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正是在这种创造性活动过程中，人类建构了以自然世界为依托，但又不同于自然世界的“文化世界”。这个文化世界中的每一件产品都深深地印上了人的自觉意志活动的痕迹。虽然在动物那里，也能在自然界留下某些活动的“痕迹”，但这些痕迹并不是发自动物自觉的意识活动，而是源于动物遗传和生存的本能。蚂蚁筑巢、蜜蜂垒窝，虽然有一定的规则可寻，但这些都是由于自然进化、动物遗传所赋予的适应自然的本能活动，还远远不能称得上是认识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而进行的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文化只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这也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
第二，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在原始社会，人类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所进行的原始劳动还近乎动物的本能活动，但就是在这近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原始劳动中，已经蕴涵了人类劳动的萌芽，属于原始文化的范畴。不管原始文化是如何的简陋、单调，但它毕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发源地。如果没有原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人类便不可能生存下来，更谈不上什么现代文化活动和对未来的憧憬与追求、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随着人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自然规律认识能力的逐渐提高，人的创造力日露端倪，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始了更高级的文化创造活动。如果从人类活动最明显特征的角度来概括人类文化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那么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群居与狩猎文化阶段、农耕文化阶段、工业与后工业文化阶段。随着文化形态的不断更迭变换，人的潜能不断得到发挥与升华。可以说，文化的进步推动了人的精神境界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人类文化向更高阶段发展。
第三，文化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人与自然世界、人与文化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文化的核心和出发点。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人类首先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没有提供人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界的存在，那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但是，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机械地、被动地去适应自然，而是积极地、自觉地认识自然变化发展的规律，从自然中获取更丰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人类的创造活动脱离不开自然世界这个依托。如何认识自然、如何改造自然，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根本论题，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根本论题。另一方面，人类也不能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因此，协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直接决定人类创造文化的一个根本前提，也是解决如何在人类脱离自然状态以后，与自然世界“和平共处”的核心内容。
人类在面对自然世界的同时，也面对着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特别是在建设文化世界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居于重要的位置。人与人的关系包括诸多方面：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个人与个人、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自从有了人，便有了人类社会；有了人的创造活动，便有了文化世界。在创造和认识文化世界的过程中，人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人的活动主要是以氏族部落为主，而维系氏族部落的主要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各个氏族之间的交往甚少，但它们面对的基本问题和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协调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维系氏族的生存与发展，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问题。
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一定的文化进化，并决定和影响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取向。而这种价值观念体系一经确立，便开始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民族（或群体）的文化心理以及日常的行为方式，进而又影响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同时，这种文化传统也在加强和巩固着这个价值观念体系，从而推进文化进化的过程；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进一步推动文化的螺旋式上升和向前发展。
在现代社会，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精神领域所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是各种价值观念体系的碰撞冲突与交流会通。有些学者认为，当前世界文化危机的主要根源是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体系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不同价值观念体系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此，解决文化危机的基本途径是在各种价值观念体系之间展开对话。通过对话，使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能够认识和理解其他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体认其文化传统，使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文化共存于同一个世界。这种对话的基础是以各种价值观念体系都是平等的为原则，其目的并不是把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强加于另一种价值观念体系之上，更不是取代其他价值观念体系。但是，在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念体系的不同，必然会引起不同质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既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现实，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正是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从另一侧面为我们揭示文化的本质提供了深刻的实践背景。
第四，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都凝聚了人的价值。如果说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根本的，那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创造世界——建设一个属于人的文化世界。就文化的本质而言，文化凝聚了人的价值。首先，从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来看，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显示了人的力量和价值。当然，这一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与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程度同步进行的。正是在这种历史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创造的传统，也就是体现人在自然面前的价值的传统。其次，从人的角度来看，文化显示了群体和个体的价值。文化并不是脱离一定的民族而独立存在的，而是以特定的民族为载体生长并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质。这种具有不同特质的民族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作为主体创造出来的，并反映了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其现实存在的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中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文化的民族性并不代表文化的优劣，恰恰相反，它既是一定民族体现其价值的创造性活动的历史发展的结晶，又是现实文化活动的综合体，是现实文化典型性的反映。
在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中，每个参与交流的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体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本质。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迥然相异的价值观念体系，但在文化的交流会通、碰撞冲突过程中，各个民族及每个个体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弘扬；同时，又汲取了其他文化的精良荟萃，丰富了本民族文化的内容，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第五，文化是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人类的创造活动是一个既改造自然又改造自身的文化活动。我们认为，对于人类创造活动的把握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创造活动的形态而言，要区分出物质创造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另一方面，从创造活动本身出发，应区分创造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只有这样，才能具体地分析人类的文化活动，深刻地体认文化的本质所在。
首先，从人类创造活动的形态来看，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创造力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人类最初的物质创造虽然是在自发意识影响下，带有某些本能的性质，但它毕竟蕴发了人的物质创造的生长点：从最简单的原始石器的加工制造到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的高、精、尖产品的研制，都可以划归到物质创造这一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不断扩大的范畴中。人对自然世界的改造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地镶嵌上了人类意志的标记，使自然世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并且人类也在创造着扶植文化生长的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各种经验，凝结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在创造文化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协调个体与个体、群体、社会，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又为人类继续创造新文化提供了精神源泉，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
其次，从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活动首先表现为一种过程，即内在的精神活动与外在的物化劳动的统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意识居于主要位置。就创造活动本身而言，也许没有任何现实的实际功用和外化形态，但它归根到底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自觉的人类认识自然世界、探索文化世界的创造活动，不能不归属于人类文化活动范畴。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正是以此过程为前提和条件的。人类在文化活动过程中，创造出了繁丰盛彩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制度文化成果和体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成果。由此可见，文化的发生、形成和发展是以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这样的创造性活动与过程为依托，又以人对文化世界的建设为目的，充分展现了人的创造力，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的价值，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念体系。
三、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必然性
清末民初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带来了“覆盖式”的冲击。部分近代学者开始以“中体西用”的方式来构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对应西方知识体系，套用西方学术体系的理论与方法，解读和分析中国典籍的例证，从而构造出中国近代知识体系。这样构建起来的中国近代知识体系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与传统知识体系之间出现了“断层”，这种“断层”的直接结果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固有的系统性、整体性被割裂开来，它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和价值取向失去了载体。我们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角度再次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
从学科体系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的学科体系是对应了西方知识体系而构建起来的。传入中国的西方知识体系主要包括六个部分：文学（包括文史知识等）、哲学、医学、法律、教会法和神学，这个知识体系也是欧洲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近代中国知识体系也是对应这个框架，除去教会法和神学，形成了近代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以京师大学堂为例，它的专业分科是“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设有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这个教育体系虽然是模仿日本，但其实质仍然是套用了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进而巩固了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从学术体系角度来看，随着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近代的广泛传播，大量的新学说、新理论迅速成为重新理解和解读中国传统学术的新工具，新学成为时尚。如刘师培计划撰写一套涉及16个学科的《周末学术史》，而这16个学科明显是按照西方知识体系的分类来梳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即使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针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梁启超在1902年认为，与希腊、印度相比，中国先秦学术的缺点是缺乏逻辑思想，“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但在1904年，他彻底改变了这种认识而认为中国有逻辑，“诸子中持论理学最坚而用之最密者，莫如墨子。墨子一书，盛水不漏者也。……故今欲论墨子全体之学说，不可不先识其所根据之论理学”。逻辑不仅是墨家全部学说的基础，而且还超越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由此可见，近代对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处于探索阶段。
从话语体系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知识体系还未来得及消化就被迅速接受，以新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解读中国传统学术成为时尚，原有的话语体系被取代。大量新概念、新术语出现在各个学科领域，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全部是新概念、新术语。新概念、新术语有些是创译的，如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有些是直接借用日本的和制汉字，如政治、经济；个别是借助音译，如逻辑。尤其是借用日本的和制汉字术语带来了一些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在此以哲学术语为例作一简要分析。早期来华传教士借用宋明理学的概念将哲学译为格物穷理之学、爱知学等，后直接借用和制汉字而为哲学。但是，对philosophy 的理解，中国学界和日本学界实际是有一定差别的，却被“哲学”这样一个共同的语词所掩盖；另外，我们对作为和制汉字的“哲学”的解读和对作为汉字的“哲学”的解读也不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话语体系，尽管是全新的，但已经被西方知识体系的话语体系所取代。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知识体系所承载的文化已经不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承载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出现了断层。因此，我们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构价值观念体系的历史任务迫在眉睫。
四、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和价值取向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就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这样的知识体系要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并彰显出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价值取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十四亿多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是最为突出和基本的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途径与推进方式，实现了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对人类社会发展也作出了世界性的巨大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从理论上作出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在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共同富裕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迈出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坚实一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共同富裕为实现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恩格斯也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的发展是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不仅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而且还会威胁人类的生存，甚至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冲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取向。和平与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永恒主题，但西方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却是以非和平的方式，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以牺牲他国发展为代价而实现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体现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
简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之一；中国式现代化也体现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对世界各国人民前途的关注。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既是立足中国的，也是面向世界的，这也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
从历史上看，知识体系的每一次变化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形态的变迁与转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了中国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创举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自信自强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现代化国家几百年完成的工业化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健全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充分说明，现代化之路不是只有一个模式，也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各国只要从自己的基本国情出发，由本国人民自己来解答，就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自信自强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的新实践，目前还没有哪种理论和学说能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全面解释。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和提炼出来的现代化理论，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全新的思想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完善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自信自强的制度，“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而改革突进深水区更是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和制度可循。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最大优势，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树立了典范，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制度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自信自强的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创造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文明新形态的出现，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形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了广阔的舞台，为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沃土，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出了价值引领。
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生成和发展的相对封闭的环境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已经处于全新的开放环境之中，也就是既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实践，又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既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