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对于区域发展必然有着新的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的区域重大战略，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协调发展、优化空间治理的重要任务。对标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京津冀地区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缩小区域落差为使命，打造世界级经济新高地、筑牢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构建区域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探索区域均衡发展新模式，提高协同发展水平、推进一体化对外开放，不断优化空间布局、尽快显现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形象，激发市场活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瞄准“双碳”目标、走集约式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世界级城市群；区域落差
作者：刘秉镰，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汪旭，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俄乌冲突持续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对中国崛起加速围堵与封锁。大国博弈下国际局势深刻调整，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恶化。从国内看，我国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进入新发展阶段，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如区域极化、城乡差距、大城市病与中小城镇衰落并存等问题更加突出，在东西差距并未缩小的情况下，南北差距显著拉大，区域均衡发展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与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现实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显著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对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新的更高的要求。
区域要素禀赋的空间格局和区域间关系影响着社会总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社会财富的生成，区域发展的逻辑深刻嵌套于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在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下，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政策，优化区域要素分配的空间格局、理顺区域间关系，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城镇化率超过60%、大城市过度拥堵、集聚效应下降的背景下，向协同发展要红利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是二十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的区域重大战略，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协调发展、优化空间治理的重要任务，八年多来已经进入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我国正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征程上，2023 年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当前环境下重新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与现实困境，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历史使命，提出优化路径，不仅是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要求
（一）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提高开放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对和平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京津冀需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2.7%，2022年12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48.6%，连续七个月环比下降。俄乌冲突后世界范围内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问题迅速升级，全球产业链受到技术封锁、成本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因素的冲击，主要制造业国家提高了对产业链安全的重视程度，跨国企业产业链调整与重新布局的步伐加快，全球价值链回归区域化与本土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与外部需求的持续走弱相伴的是近年来国际格局的变化持续加速，“一带一路”倡议突破了原有的国际分工地理格局，中国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结构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新一轮技术发展和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了维护其霸权主义地位，在多维度、全方位加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围堵，在关键技术上“卡脖子”、在关税问题上公然违反WTO规则、在主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40年前，改革开放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创造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百年未有之变局下，京津冀地区不能闭门造车，应通过东西双向互济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扩大在全球贸易、技术进步、区域治理、对外交流等领域的影响力，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需要转变增长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庞大的人口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与坚实的内部需求，也意味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凭借人口红利和利于资本积累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模式，及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加剧，人力成本迅速增加。疫情后世界货物贸易增长快速下降，发达国家加快了向东南亚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部分资源导向型、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受到严重冲击。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呈现出来：2022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稳增长依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叠加最大规模的毕业生群体及就业人群，稳就业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65岁以上超过2亿，已达到中度老龄化水平，而人均GDP仅为同时期日本、韩国的1/3，“未富先老”问题严重；到2021年末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6.24万平方公里，或将还有3亿人进入城市，在当前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均已不足的情况下，城市发展与环境资源承载力面临挑战。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发展的显著优势，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在人口结构变化、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下，要正确把握人口数量变化、生活质量提升与资源环境需求的双向互动，京津冀地区要在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转化发展动能、转变增长模式，在新环境下转化人口红利、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缩小三大差距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对象包含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后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日渐雄厚，然而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的存在加剧了区域极化、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目前在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差距并未明显缩小的情况下，南北经济差距显著拉大。2010年北方地区GDP占全国42.8%，2020年下降至38.3%，同期南北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由1.3倍扩大到1.6倍。京津冀地区GDP全国占比从2014年的10.4%下降到2020年的8.5%，经济呈现板块分化明显和南北分化加剧的特点，且并未有缩小的迹象。区域间差距不断持续的同时，区域板块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现象依然存在，2020年有11 个省会城市在本省的经济首位度超过30%，集聚效应显著，而辐射联动不足；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近1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维持在0.47左右，持续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中等收入人群体量有待增加。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经济总量的提升，还要使现代化成果惠及更加广泛的群体。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不断优化空间格局、降低区域落差，缩小三大差距。
（四）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提升治理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之一，要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萎缩同时存在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大城市高速城市化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资源供应压力、城市风貌与城市文化雷同等“大城市病”；而中小城市受限于人口、产业发展、收入、财政能力等原因，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出，部分中小城市缺乏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模式的人才、资本等资源，缺乏承接大城市产业和人口转移的基础，人口流失不断加剧，城市功能萎缩严重，近年来“抢人大战”兴起后，中小城市人才流失更加严重。在城市文化传承方面，不同城市本可以依靠地域文化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但快速城镇化下“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城市建设盲目追求高楼林立、对标国际，割裂了城市发展与地域文化、历史传承。
人口的集聚和流动增加了城市运行的压力，加剧了城市管理和处理突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的难度，城市治理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区域发展需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不断提高城市治理与城市群运行水平，更好地满足群众在医疗、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
（五）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需要绿色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承载力问题。高速发展的代价是资源和环境的透支，人口过度集中带来了资源压力和环境污染。以京津冀地区为例，2021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32.8%，超过1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水平；海河流域水体整体处于轻度污染状态，在生态环境部监测的七大主要流域中处于较差水平；京津冀地区人均用水长期低于国际极度缺水标准，资源供应压力突出。
绿色发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面对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区域要持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大大气、水、土壤污染的治理力度。
二、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再认识
与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首次提出时相比，当前主要矛盾与发展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增速下降的同时，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区域发展政策更加注重平衡性、协调性，更加关注区域落差。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京津冀三地在人才流动、科技资源共享、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十三五”规划纲要相比，2021年初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在空间布局方面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仍然处于首要位置，增加了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产业政策上强调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重要性、发挥北京国际科创中心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了建成轨道上的京津冀的目标；在生态环境方面对京津冀协同开展大气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生态环境功能区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要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与引领作用。新环境下，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再认识需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映射，梳理协同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新发展阶段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使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映射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规划了“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事业，必然对区域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其投射到区域经济发展、赋予区域协同的新使命是：（1）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破行政分割，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凸显不同地区的发展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产业链、价值链，增加区域经济活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3）在疏解大城市病的同时加速中小城市发展，以提升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为目的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优化城市体系结构。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
第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世界级城市群目标相距甚远。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不仅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经济地位也有所下降。2014年京津冀地区人均GDP 水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8倍，2021年降低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8.9%。近五年以来天津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缓，河北省人均GDP仍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速远低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三地之间有序的产业转移机制仍有待形成，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都亟待优化，与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支撑带的目标尚有差距。
第二，空间结构优化有待加快，城市群规模体系存在断层。京津冀空间布局中京津两城为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偏少，低等级城市数量较多。近十年来京津冀城市群单中心度有所下降，但北京与天津、河北的人均GDP 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增速明显快于津冀两地，京津之间尚未形成能够承载大量人口、产业的都市连绵带，河北省内中小城市发展缓慢，三地间区域落差与城市结构断层明显。《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然而目前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布局建设尚未全面推进。首都双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仅靠双翼难以改变京津冀地区固有的空间结构形态，缺乏点、线、轴、面之间的联动效应与规模效应，世界级城市群空间结构难以真正形成。
第三，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外向型经济较弱。北京作为首都和京津冀区域内唯一的全球化城市，国际影响力较高，天津与河北的国际化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定位并不相符。截至2020年京津冀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额仅为长三角的38%，外商投资企业数仅为长三角的28%；出口总额仅占长三角的14%、珠三角的24.7%。天津的核心定位是北方国际航运中心，但目前天津口岸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雄安新区的任务之一是扩大全面对外开放，目前对外开放水平还有待提高。
第四，市场化水平有待优化，民营经济活跃度不高。京津冀地区民营经济活跃度水平较低，市场化水平与营商环境有待优化。2020年，民营经济500强企业京津冀地区仅占全国的11%，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分别占41%和12%。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市场化指数分别为9.61、10.65、11.34，京津冀与其他两大区域差距较大。在科研创新与专利数量上，与珠三角、长三角企业主导的创新过程相比，京津冀地区的创新主体是国家级高校及科研院所，且绝大多数集中在北京；京津冀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和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均在三地中居于首位，然而创新成果产量在三地居于末位，专利数量仅为长三角的26%。
（三）新环境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使命
京津冀地区人口多、科技和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有条件建设与大国地位相符的世界级城市群。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具有国际知名大港、千万级人口的成熟大都市、先进制造业发达等优势；河北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充足的海岸线、密集的交通系统、雄厚的综合工业基础。对标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宏伟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更新的示范探索出一条区域创新发展的道路。具体而言：（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全力增效提速，打造世界级经济新高地。（2）充分发挥北京科创资源优势和津冀制造业基础，融合三地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构建区域现代产业体系。（3）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抓手，打破地方政府间行政壁垒和制度障碍，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探索区域均衡发展新模式，实现共同富裕。（4）优化空间布局，尽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空间格局。在京津之间开发新城，一方面可有效拉动内需，另一方面通过建设京津都市连绵带尽快显现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形象。（5）激发市场活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6）推进生态协同共治，瞄准“双碳”目标，走集约式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模式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转变增长模式、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传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受资本积累、消费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生产要素积累初期，投资和资源导向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驱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低劳动成本、初级资源投入和优惠的招商政策。随着经济发展走向更高阶段，产出的资本弹性逐渐走低，投资的边际收益呈现递减趋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产业链滞后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产业链低端、产业结构单一、区域发展极化、环境污染等。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和改革，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强调建设统一强大的国内市场，打通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加速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循环，旨在通过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实现国际竞争优势的重塑与提升，从而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联结国际市场，通过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京津冀地区人口基数大、科技教育文化资源集中、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条件好，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的增长点，增强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继续发挥在对外开放中的示范作用，不断提升对外开放与交流的水平，为促进中外经济、科技、人文交流、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二）产业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现代化首先需要夯实物质基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在沿海城市优先发展的总体战略下，各城市基于地理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产业分工，要素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区域内中心城市聚集，大小城市、城镇的“中心—外围”模式逐渐形成。地方政府目标导向的模式使得各地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培育政策扭曲，缺乏合作博弈。白重恩等曾经发现高国有化率或高利润率（利税率）的行业在中国更倾向于地理分散而非集中，即各个地方均发展此类产业而没有形成地域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合作模式，这一现象在京津冀三地同样存在。北京的创新链与津冀产业链协同度较低，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其科技转化成果大部分“蛙跳”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考察三地在2005—2017年之间的产业同构系数发现，2014年后北京与河北之间产业同构系数下降，但是北京和天津、天津和河北之间产业同构系数变化基本持平，三地之间产业分工“貌合神离”，北京高端产业与河北地区低级产业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是产业链的技术供给，北京创新资源丰厚，津冀已具备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提高三地之间产业相互配合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是充分利用北京创新中心的红利，通过各类转换平台进行创新要素资源外溢；二是围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与价值链的协同发展；三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耦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三个链条，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四大要素循环。
（三）市场建设：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统一市场、缩小区域差距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20世纪中央政府“放权让利”与“分税制”改革后，一段时间内要素资源的匮乏使得地方政府偏向于保护本地企业与本地市场，导致了价格扭曲、要素配置无效率、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部分地方政府甚至“以邻为壑”，过于强调地方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区域战略导致了央、地发展目标存在错位，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趋同的招商政策与有限的要素资源之间的矛盾凸显，行政分化、市场分割现象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也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生产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对基于价格法的京津冀市场分割水平考察发现，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京津冀三省之间的价格波动水平趋于一致。三地通过政策协调、产业配合使得京津冀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下降。未来协同发展要以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为重点，促进北京、天津与域内其他城市间、城市与农村间的要素双向流动，打造有利于各类要素流动、集聚的体制机制，消除地方之间的行政限制和壁垒，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极大激活区域内需，提供有效的供给，形成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合理关系。
（四）区域治理：提升区域综合承载力
以区域治理水平改善为目标的综合承载力提升是现代化进程中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区域综合承载力体现为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和支撑能力，城市必须在其可承载能力范围内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区域经济正在由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提高城市群综合承载力是推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除人口与自然禀赋外，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质量、公共服务等要素也影响着综合承载力水平，京津冀地区综合承载力提升需要各级政府从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生态涵养等多个方面加以推进。京津冀地区内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资源的“断崖式”差距造成了人口向京津的过度集聚，影响了中小城市吸引人才、涵养人口的内力，加剧了京津承载压力与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升区域综合承载能力，要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城市群视角下协同治理，加强三地在排放权、排污权、碳减排上的合作，加强联防联治，同时继续强化在水源地保护、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涵养等方面的合作。
（五）空间优化：完善国土空间格局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是现代化进程中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集聚阴影效应是指核心城市产生的巨大虹吸作用抑制了周边地区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的现象，集聚阴影的存在使得中小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低下、产业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要素流出，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协调发展的深化期，需要在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示范效应的同时，与周边城市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避免造成孤岛现象。在规避集聚阴影效应的同时发挥中心大城市的规模借用效应，实现要素配置、资源流动的优化，从而降低经济内耗，释放增长潜力。
京津冀协同的短板在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非集聚本身，区域协调发展与核心城市做大做强并不矛盾，城市集聚带来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城市化本身来解决，需要在更大尺度上进行空间结构的调整以解决北京过度集聚而周边中小城市功能性不足问题。北京、天津作为区域内超大城市，仍承担着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治理、引领区域发展的任务。要按照“一核、双城、三轴、多节点”的城市空间布局，构建合理的中心城市层级结构，兼顾省际合作和市域内各区统筹协调发展，建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结构，增强各级中心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的带动作用。以核心城市发展带动周边石家庄、唐山、张家口、廊坊等城市的发展，从而构建合理的城市等级与城市体系。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优化路径
（一）大力发展经济，夯实世界级城市群的物质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缩小发展落差，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大的经济落差会影响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三地都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培育新动能、寻找新的增长点，大力提升经济规模。2015年颁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三地的定位作了科学明确的描述，要对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最新要求，落实定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村与中小城市的发展、促进城乡产业融合，不断缩小城市差距，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发展动能转化，夯实世界级城市群的物质基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是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构建北方经济增长新高地，缩小南北差距。京津冀地区传统产业基础较好，要改造提升传统产能，补足完善传统基础设施缺口，同时加快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其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转变增长模式。
（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融入全球产业链
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区域间产业的优势互补和创新成果的共享，避免区域间恶性竞争，推进京津冀产业链协同化、集群化发展。充分利用好北京国际科创中心优势，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扩大北京科创资源的辐射与服务范围。天津要落实“一基地三区”定位，利用好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和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优势，加速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精炼化工等产业的发展；河北应以雄安科技新城为引擎加快传统产业升级，积极融入京津现代产业体系中，形成世界级产业高地。
近年来西方国家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步伐，发达国家一方面加强了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另一方面加速产业链回迁步伐。我国坚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坚持融入国际产业链。一要引导域内优势产业价值链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可替代性。进行多层次产需对接，建立完善布局合理、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避免高端产业链断层，促进京津冀产业链区域配套深度融合，巩固提升京津冀优势产业的国际地位。二要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加大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创新链。通过建立技术交易市场，以技术“进链”、企业“进群”、产业“进带”、园区“进圈”为主线，共建一批研究院、产业园区和承接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发挥规模效应。
（三）科学规划空间结构、优化京津冀城市群城市体系
根据三地发展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空间治理和城市布局调整。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极化效应过高，单一地进行人口、产业转移“治标不治本”，应围绕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积极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拓展城市空间。京津两市人口近4000万，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且两地最近距离仅十几公里，可在“通武廊”探索试验基础上，沿北京中心城区—通州—高村—杨村—北辰—天津中心城区—滨海新区一线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新建一条通勤轨道交通为先导，打造京津都市连绵带。要提升唐山、沧州、廊坊、张家口等周边城市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能力，避免要素单向流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新的城市问题。
优化城市体系，实现功能布局合理高效的城市群体系。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政府协调机制，明确域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构建功能布局合理的大中小城市体系。推动优质公共资源向河北倾斜，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缩小区域落差。加速在京国企、高校、科研机构向雄安新区和天津的搬迁步伐，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建成后，通州与天津的距离不足10公里，应填平洼地，在新两翼建设的基础上尽快启动京津都市连绵带建设。在京津之间开发新城，一方面可就近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武清产业新城建设形成大规模投资，有效拉动经济发展。
（四）提高协同发展水平，推进一体化对外开发
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利益关系新机制，提高协同发展水平。一要探索跨区域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分享协调机制，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为抓手推动域内城市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完善区域空间治理体系。二要加强京津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与河北省内城市的共享合作，通过缩小公共服务差距为三地要素人才流动创造条件。推动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采取学校联盟、结对帮扶、开办分校等方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开展医疗共建，推进信息化建设和远程医疗；落实人力资源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标准，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级评定，降低人口迁移成本。
推进协同开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大，京津冀必须融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是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用好中欧班列，充分发挥本区域铁路港口基础设施优势；二要充分发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河北庞大的港口集群优势以及自贸区的政策红利，形成三地合力，共同以国际贸易与现代物流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三要借鉴国际先进口岸的发展经验，依托天津国际大港与河北省港口集群，强化海陆联运，拓展腹地无水港网络，逐步实现口岸综合功能、自贸试验区政策创新功能的延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五）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提高区域经济活力
第一，打破市场分割，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建立统一完善的政策体系，确保三地各类政策间的统一性与协调性，消除各类隐性市场壁垒、取消各类阻碍要素流动和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避免恶性竞争与资源浪费。第二，分类深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提升资本回报和质量效益。垄断性国有企业要聚焦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完成重大专项任务。第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充分结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增强区域经济活力。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配合、共同发力。要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负面清单制清理妨碍要素流动、资源共享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行政规定和管理措施。还要注意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加大金融惠企力度，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回流，形成活跃的市场经济格局。
（六）加强生态共治，走绿色发展道路
强化京津冀三地在大气污染治理、流域水污染治理、水源地保护方面的联防联治，要突破单一的区域治理模式，强化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机构建设，构建并完善京津冀跨地区生态环境应急预警机制，完善京津冀跨地区联防联控治理模式，统一城市大气、水污染防治政策。
推进京津冀区域内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等工具，加大对低碳发展的支持力度。
建立生态保护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形成中央政府补偿为主、地方政府补偿为辅的生态补偿体系，采取多种补偿方式对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给予恰当的利益补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把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保障生态治理的常态化运行。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