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国际国内备受瞩目的关键词。这一理念将为世界提供哪些经验和启示？又将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哪些新机遇？日前，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国际研讨会精准聚焦不同主题，举办五大平行论坛，多维度解码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以中国方案解答时代之问，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现将专家观点整理摘编，以飨读者。
平行论坛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朱光磊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结构调整过程，其“还在路上”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对执行主体做区分，没有抓住纵向间府际关系方面的中国特殊性。继续深化细化对职能转变基本逻辑的认识，对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职责体系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政府职责体系，是中国政府职能职责转变的制度化成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新阶段，也是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各个层次的政府都应当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科学确认各级政府的职责配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从而切实完成转变政府职能这一历史任务。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佟家栋表示，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更多数字经济基础上的内涵。数字经济中的新技术和新生产要素促进了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也促进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深刻变革，现代化的内涵因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党的二十大所制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就是建立在数字中国、乃至数字强国的基础之上的。未来，我们要加大全社会的数字经济建设投入，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推进重点战略产业在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果实。
日本上智大学荣誉教授顾琳以高阳小企业工业群为中心，展现了近代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工业化的丰富历程。产业集群在1980年之后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其发展模式则根植于百余年前的天津与河北，这种模式既不同于传统手工业，也区别于大工业生产。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在华北乡村取得成功，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准入门槛低，参与者分摊投入资金；二是吸收创新成果，艰难渡过周期性危机。高阳县的产业集群将传统中国的商业文化同地区特色相结合，将官方指导与民间企业紧密联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工业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不仅有助于乡村经济发展，还引发了当地社会、家庭和文化的变动，在当今的华北乡村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以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例，研读他们对近代中国传统叙事的坚守与修正，揭示他们在多元叙事架构中将中国现代化视为应有之义。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会在很多时候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因为如果排斥这个方法，许多事情确实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胡绳、刘大年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具有宽广包容的胸怀，他们并没有认为现代化叙事是在颠覆、冲击原来的革命叙事。在他们的概念中，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不悖，各自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表达，而不是用一种史观替换了另一种史观。这种并不单一、更不教条的修正或改良，是一种学术态度，是与时俱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围绕“洋务运动”分析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的触发条件。一种思想尤其是社会性思想从来都是与社会、历史紧密相连的，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会被以不同方式“使用”。思想史研究应将观念嵌入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分析，而不是“脱嵌”，对观念作“纯文本”解读；更不应当再反过来，将文本、经典的“脱嵌式解读”当做真实的“历史”来论述。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引起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象征体系的迅速变化，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变化，只有通过嵌入式研究，将其重新“语境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经验教训。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弗朗西斯·萨班对食品工业快速发展的后果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在粮食安全、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人口健康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因过量使用杀虫剂等化学物质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大量动物肉、脂肪和糖分的摄入造成人体健康危机，为此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人造肉推广活动，但在进入中国时由于口感欠佳导致推广受阻。中国有悠久和完备的植物肉加工技术，不仅能满足消费者关于食物风味的追求，还能满足消费者心理上对于保护环境的期许，可以成为解决当前居民健康和自然环境危机的办法。
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强调，食物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能量源，从人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可以将人类从自然中获取、加工食物的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人境共生阶段、亲环境阶段、远环境阶段。由于化学农业的兴起冲击了传统农业，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同步发展，致使传统食物生产方式和食物品种多样性及其传统知识迅速消亡。这是一种“裸食”现象，即经过上万年文化建构的“食物”，被还原为仅为生存需求的“能量营养物质”和市场需求的大宗“商品”。对此，我们不仅要通过政策、法律等综合解决远环境阶段带来的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还要重视历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顺应自然，敬畏天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指出，农业实际上划定了人类食物的边界，对人类食物利用范围和限度提供了约束和规范，这是对农业功能新的认识和表达。采集渔猎或说前农业时代，人类饮食是广谱选择，即“什么都吃”，是处于无边界状态，这一过程蕴含着困难和危险；在农业出现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印象中的“五谷六畜”经历了一个聚集的过程，这也是食物边界廓清的过程；而现今“什么都吃”的社会情况，则是食物资源极度丰裕时，为满足口腹之欲而出现无边界的饮食泛化，表现出对自然的强悍性、征服欲和猎奇心理，其带来的健康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为此我们要“种而食，养而肉，园而果，艺而蔬”，不能失范和越界。
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幸穗强调，农业最依赖环境，因此也最影响环境。在追求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征服自然能力提高的同时，破坏自然的能力也提高了。中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从锄耕到犁耕再到机耕的不同阶段，现在正经历着发展自动化农业和智能化农业的阶段，智能养殖场和无人农场将很快普及。中国农业现代化可称之为“速成式现代化”，这会造成很多问题，诸如大量被荒弃或空心化村庄的出现、农村公共设施无人维护等等，大量农村人口将在社会转型大潮中实现住地或身份的彻底转变，这必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们要夯实安置数以十亿计的城市人口的社会基础，重构生态、资源、城乡和人文和谐共生的国家版图。
原文链接：https://news.nankai.edu.cn/zhxw/system/2023/10/27/03005850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