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国际国内备受瞩目的关键词。这一理念将为世界提供哪些经验和启示？又将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哪些新机遇？日前，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国际研讨会精准聚焦不同主题，举办五大平行论坛，多维度解码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发展，以中国方案解答时代之问，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现将专家观点整理摘编，以飨读者。
平行论坛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历史脉络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形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人类发展的未来和人类文明的价值所在。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平行论坛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采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表明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精英大学生多数来自精英家庭。与清代科举相较，只有少数学生来自公务员家庭，多数出身于商人家庭。之后，农民子女入学占比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的商人子女与农民子女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出身工人家庭的学生占比增加。这一变化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流动特点，而这一变化与中国社会的特质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台湾“中研院”院士、香港大学讲座教授梁其姿以大豆为例，从农业与粮食危机的角度分享了其对中国现代化新形态的思考。一方面，从20世纪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到进入21世纪中国“大豆短缺”的出现，不仅在供需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面临的粮食危机，还从农业生产发展方面预警了中国农村文化的消失；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削减森林、草原用于种植大豆的举措，还是发展大豆业下游的现代畜牧业，均加剧了气候变暖。大豆的历史无疑在现代化无法简单等同于工业化的当下，大豆的历史无疑为我们寻找克服现代性问题的途径、重新思考现代化的形态提供了借鉴。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马敏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方向，是要创造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先进文明，但同时又融汇了不同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优长，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面对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以“立足中国，胸怀天下”的态度，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双线交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不懈探讨，为解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南开大学杰出教授王先明认为，回首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历史进程，文化自信始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保证。清末时期，贺氏《皇朝经世文编》篇目结构是学术、治体之外的六部分类；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进入民国后，知识界开始反思，对于“中国文化建设向何处去”的追问成为时代性论题，逐渐从同光以来“师夷”的文化选择，转向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力量；至《民国经世文编》，“经世”立场和着力处已发生根本逆转，主要体现为对西学的指斥和相率以养育“国民性”为功业。从师夷自强到文化自省，显然，早期中国现代化发展经历了重建中国本位文化的选择。
德国科学院院士、杜塞尔多夫大学原校长阿方斯·腊碧士强调，流行病史的发展同时也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影响着人类对疾病的发现、认识和解释的过程，文化社会的物质基础也决定着传染病是否会产生和传播。在近代之前，传染病会扰乱社会秩序，因此，应对措施唯有切断交流一种；自19世纪早期开始，各国开始利用当时的科学知识对城市和工业区的环境状况进行卫生改革，推动了全球公共卫生的现代化进程，也改变了人类世界看待自然的方式；20世纪末以来，人类进入了病毒流行的新时代，生物与医学的快速发展、数据处理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也为新阶段的流行病应对模式带来了新的变化。在一个维持正常运转的国际社会中，应对流行病的全球化威胁和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步应齐头并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通过分析佛教中国化这一个案中的跨文化性和文化互化现象，阐释了中国文化多元现代性的特征和发展，强调中国佛教的转变过程成为了印度与中国两种佛教文明之间的关键媒介，能够使两种文化的历史资源进入互为批判的动态关系。应当从中国佛教的文化互化现象出发，结合如今身处的现代世界的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并进一步引申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交汇，由此不断丰富与实现中国文化的多元现代性。
南开大学讲座教授俞金尧表示，每一种独特而稳定的社会文化体系都具有文明的性质，每个时代的文明均以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为依据。当代中国应认识到现代西方文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无节制地消耗资源的痼弊和西方普世价值观在现实世界的困境。正确看待现代西方文明的缺陷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前提，要“超越”而非“否定”，克服是或非的“二元对立”，使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成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确途径，即坚持人类作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观念，坚持改革开放，融入和推动全球化，高水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阐释了“生命史学”概念的产生、发展和形成医疗史研究新趋向的历程。过往医疗史研究多是从国家、社会出发，以宏大叙事和结构性的逻辑来考察历史上的生命，而“生命史学”的提出则是重视“人”本身的意义，围绕着“人”为核心进行信息解码。“生命史学”的出现不只是研究对象的扩展，更重要的还是认识和探究历史的逻辑起点的转变。我们要坚持思索和呈现生命的多元和复杂，建立原创和独有的范畴概念体系，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由此彰显历史研究的价值和魅力。
原文链接：https://news.nankai.edu.cn/zhxw/system/2023/10/27/03005850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