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华 作者/供图
[美]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作者/供图
王利华 [美]唐纳德·沃斯特/文
练志闲/整理翻译
环境史学自诞生以来，就承担着深刻思考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学术使命，它源自人文社会科学，并跨越学科边界，观察和审视同样广阔的自然世界。当前，国际学界对环境史学的学术目标、学科属性和认知价值已经达成共识，但还有诸多学理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近日，本版邀请两位环境史领域的中外学者一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利华，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堪萨斯大学赫尔杰出荣退教授唐纳徳・沃斯特（Donald Worster）展开对话，以期对环境史相关研究的深化有所推动。
探究历史深处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沃斯特：我从事环境史工作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在现代历史研究领域，环境史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美国。当时许多研究毕业生开始加入这一研究领域，我也是其中之一。同时，我也加入了美国最早一批环境史课程的教学中。最初，环境史与国家和民族进程密切相关，因此出现了美国环境史、中国环境史、非洲国家环境史等学科。历经多年发展，如今环境史已经成为更具全球性的研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某个国家，逐渐扩展至整个地球的历史。这就是这门学科的发展情况。
起初，由于清晰地认识到地方的重要性，环境史从美国的各个地方开始，包括沙漠、山脉、矿区、河谷、草原、森林等，所有这些地方都应写入历史，因此历史学家不仅要了解人类，还要了解特定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并与他们一起生活和互动。随后历史学者从地方研究拓展至区域、跨区域、大陆、海洋，再到整个地球。
我认为最初学者们研究兴趣十分多样，有些人研究自然的文化史；有些人关注从古至今，自然在不同阶段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有些人关注自然在人类文化中的表达，比如文学、绘画、艺术、诗歌。但最终我们都变得越来越物质化，我曾说过环境史是从肚子里的食物开始的，这是非常物质的一点。从这些角度出发，就要研究农业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所以我写了一本有关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时期”的书，当时的农业在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情，导致了侵蚀性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课题关注跨国研究。比如，英国布朗大学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学副教授芭丝谢芭·德穆斯(Bathsheba Demuth)写过一本书《浮动的海岸》(The Floating Coast)，获得了2020年度最佳环境史图书奖，主要内容是俄罗斯与美国对白令海峡沿岸的因纽特人的影响。这便是一个较新的跨国研究案例，不是仅关注一个国家，而是跨越国界、涉及海洋。
王利华: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德里克·纳什于1970年前后提出“环境史”这个名词，标志着一门新兴史学正式诞生。中国环境史研究在起步阶段虽曾受到美国学界的刺激和启发，但具有深厚的本土学术渊源。20世纪初，殷墟考古发现了大量喜温动植物遗存，当时学者就猜想殷商时代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现代颇为不同。近代以来，一些历史学家虽无自然科学背景，有时也能从古籍文献发现一些特别的问题，例如1930年，先秦史家徐中舒先生《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系统考察古代大象分布、迁徙问题。南开大学的雷海宗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也发表过一篇很特别的文章《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这些研究都与环境史有关。与此同时，中国老一辈自然科学家往往具有非常深厚的旧学功底和历史情怀，不少学者关心并且尝试探究其所在科学领域的本土历史资源。如中国气象学、物候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积数十年的研究，发表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长篇论文，把5000年中国气候变迁分为若干历史阶段，并探讨了气候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有趣的是，这篇引用率高居榜首的史学论文，并非出自职业历史学家之手。
20世纪，考古学、农业史、林业史、水利史、灾害史等领域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讨论了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或者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地理学者更是开辟了许多被纳入环境史的思路和论题。同美国学者早期大多关注特定地域历史环境要素一样，中国学者也是首先重视对山林川泽、水土资源、沙漠、森林等结构性历史自然环境要素的问题探讨，关于特种林木和珍稀野生动物的历史研究也很早就已经开始。世纪之交，受西方新兴史学潮流的影响，中国学者逐渐介绍和接纳了环境史，并在本土相关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具有学科和学理建构意识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从零散探研到自成一体，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梳理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事实，叙述数千年来不同时代是怎样保护自然环境、管控山泽资源，建立过怎样的制度，实施过什么政策，采取过哪些措施，主要从部门《行业》出发回顾相关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视野比较狭窄，论题也不是很广泛。第二阶段，中国学者开始比较广泛深入地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考察不同时代和地域的生态环境变化，另一方面试图在历史叙事、分析中增加环境考量，对一些问题提出环境史的新认识或者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第二阶段，当前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努力建构知识体系，提炼思想理论，试图洞察天人之际的古今之变，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之道”，为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和历史知见。作为这些探索和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倡导以生命为中心的历史思考，强调环境史学的生命关怀，并提出了“生命史学”理念。
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是全人类的共同危机，故而东西方学者的环境史研究拥有共同的关切与指向，但因不同的思想河流、学术传统和现实问题，思想进路、理论方法和研究重点存在诸多差异。比如，美国学者从一开始便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意识，特别是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质疑，中国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与西方大不相同，-直在仿效和追赶，学人对科技、工业乃至资本市场持有较多肯定态度。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等带来的环境问题，但是与美国同行更具“揭恶”精神相比，我们更具“继善”情怀，更加倾向于从历史中发掘、继承、弘扬善和美的东西。无论如何，中西环境史学者都在努力检视历史上的人类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试图解说潜藏在历史洪流深处的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关于人类文化性或生物性的辨析
沃斯特:您说的很对，美国学者在思考人类与环境关系时，一直非常具有批判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如此。
但对于您所说的时间问题，我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历史和环境方面有一些差异。正如您所说，中国历史悠久，对此我也同意。中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记载丰富。实际上，追溯到15000年前的美洲原住民，这么看美国的历史也相当悠久。他们也在与环境互动中遇到问题，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因此，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了解那些生活在有书面语言和档案之前的人们，这一点十分困难。我们必须采取跨学科的方式，考虑新的档案形式，例如探索由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自然科学家等留下的记录，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阅读这些记录。我们想要了解除20世纪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历史，这将大大扩展北美和亚洲的历史感，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并且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
王利华:从您所倡导的星球史视野来看，环境史应当综合、整体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最近我有些新想法，认为应把“人是什么”作为第一设问，从人类生命起点开始叙事，这跟以往史学首先追问“我是谁”有所不同，向下沉降了一层。人是地球生命演化的偶然产物，地球历史长达46亿年，生命演化也经历了35亿年的漫长历程，我们这个物种是最近一刻才出现的，从直立人算起也只有200多万年。即使只讲人类史，在99%的时间里我们的生存方式跟其他动物也没有多少差别，与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9%。环境史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考察人类曾经怎样谋生，如何对待其他生命形式，如何按照人的需要和意愿利用和改造自然，但是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需要溯源到没有文字的时代追问“人是什么”，否则无法理解历史上的许多人类活动，更无法解释如今那些环境问题何以成为问题。
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只是无数生物种类中的一种，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采集、捕猎向荒野讨生活。但人类独具其他所有生物都不具备的文化性，人类凭借文化力量而非依靠生物本能生活，经历了认知革命《大约7万年前》、农业革命大约1万年前)特别是工业革命(从200多年前开始)，人类建构了来复杂的文化系统。这个特殊物种的生存能力和竞争优势多次得到巨大跃升，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广度、深度和强度多次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正是因为拥有愈来愈强大的文化力量，人类逐渐对自然界做出各种叛逆甚至残害行为，导致如今这般深重的生态危机。如果环境史是一门反思的学问，那就要对文化进行历史清算。特别声明，这里的“文化”是人类学或人类史意义上的文化，它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和精神、认知和行为各个方面的人类创造和人类特质。
环境史学之所以迅速兴起，是因为现实中出现了很大麻烦，人们为何忧心环境问题?因为它是要命的问题。人类的生命一一肉体组织和生理特性都是自然天成的，早在更新世末期就已经完成了进化，此后几乎没有改变，但从那以来，地球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人类活动发挥了煎来煎重要的作用。人类凭借其文化力量不断改变周遭自然环境，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同时造成各种环境问题。现在我们仍是更新世时代已经完成进化的肉身，却生活在已然巨变并且持续加速变化的人类世环境。当今环境问题的要害之一是煎来愈萎缩的地球无法支撑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其要害之二是人类活动把地球搞得越来越破损，造成人类生活越来越不健康、不安全，其根源则是文化发展的偏差和失误。所以，环境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特点是试图从人的生物属性和文化源头再出发，追寻人类生命活动的轨迹，讲述曾经的人与自然关系，揭示环境问题的本质，探询环境行为的应然，问题思考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起点是生物学，尽头是哲学，目标则是恒久不坠的“生生之道”。
沃斯特: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我是以知识和文化历史学家的身份开始做研究的，我始终认为我们过度强调了文化性。我们当然需要思考价值观和理念等文化性的内容，但是已经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应该走回来进行一些生物性的思考。人类是被需求和欲望驱使的有机体，其中有两种欲望非常强大，它们并非文化上的欲望，而是生理性的食物和性。我们需要食物才能生存，需要性来繁衍后代。在了解自己内部的、生物性的基础天性之前，我们无法真正谈论外部的天性。因此，我认为将自然与文化割裂开来有些夸张。所以我想说，了解人类的基本需求与关注文化宝藏同样重要。我们需要了解人类对食物的持续性需求，这一点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大变化，至少这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文化的变化那样大。因此，在我看来，环境史带回了一些非文化特征和真正强大的驱动力，并试图纠正许多历史学家对文化和文化差异的过度重视。当我们稍稍将文化差异放下时，就会注意到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存在一个器官一一大脑，是它的不同才使我们与其他人不同，但它不能控制我们所有的行为。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哲学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差异，做研究的方式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反思文化与相信人类的未来
王利华:您似乎误解了我。我倒觉得我们虽然表述不同，但观点高度相似。为什么我说环境史的起点是生物学?因为要想认清环境问题的本质和要害，就必须创根问底弄清“人是什么”?人首先是一种生物，无法摆脱肉体组织，不能抹除生理特性，这是人类最无奈的地方，所以《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当前生态环境与我们的肉体组织和生理特性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许多令人忧虑不安的环境问题。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其中哪些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想搞清楚吗?那就从人的生物属性、生存条件和生命需求出发，系统检讨过去《由文化支配和规定》的不良动机和错误行为。
我特别指出需要反思和批判文化，是因为这种只有人类独具并且似可无限壮大的神奇力量，从历史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创进自身的倚仗，但也极可能成为作恶、造孽的工具，潜藏着其他任何物种都无法匹敌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知道，人类天生的能力并非样样最强，有很多方面不如禽兽，例如负重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不能像鸟儿那样飞翔，等等。对此中国先哲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明确指出并且反复强调。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之所以能够役用、驱使禽兽者，都是因为拥有文化。地球生命系统演化至今，许多比人类诞生得更早并且能力比人体强大的动物还是原来那副模样，百万年、千万年乃至更长时间没有任何长进。人类却在煎来愈加速创进一一不但改变了自然，建造了人的生活世界，而且修理了其自然之身，力量之强悍早已超越幻想中的神仙上帝。发生这一切的根源何在?在于文化的偏差和缺失。我可能因此被认为是一名“环境历史文化批判论者”，但不希望被误会成“文化虚无论者”或“文化原罪论者”。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文化也一样。合理创造和正确运用文化，能够创造财富、增进福祉，文化失范、偏执和误用、滥用，必定带来风险、招致灾殃。
我想再次强调，把生命关怀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开展以生命为中心的历史思考，是本人的一贯主张，因为环境问题是要命的问题，关乎人类生死存亡。这里之所以强调文化反思与批判，是因为我们终究无法摆脱生物属性，不能否定人的基本欲望和生命需求，如呼吸、进食、喝水和繁殖后代的正当性，否则就是战害人的自然天性，抽空文明底层逻辑。确实如您所说，以往强调人类的社会文化性，偏重社会文化史研究，有些方面走得太远以致忘记了人的基本需求，最终也误解了文化的功能和本质。自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煎加强横，物质欲望更为放纵，消费主义盛行，持续萎缩的地球愈来愈无力支撑人们想要的生活，频繁而剧烈的自然报复正在把人类社会逼向生死悬崖。环境史家应当透过时间纵深，检讨人类从何时开始想错了、在哪里曾经做错了，弄清环境问题如何积渐而至、根源何在，为人类文化系统纠偏和重建、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双重和解以及自然天性回归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见解。这本身就是人类文化能力的一部分，不是吗?
沃斯特:不知道您是否记得那部好莱坞电影《非洲女王号》，亨弗莱·鲍嘉和凯瑟琳赫本演的那部。在一条顺流而下的船上，赫本饰演的角色对鲍嘉的角色说，不管她给他取了什么名字，他的天性就是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即征服规则、征服天性。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征服自然，不仅仅是外部的自然，还有我们内心的邪恶。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史的开端是相反的，即自然的状况较好，而人类的状况较差。我们来到地球上是为了征服我们自己，而非大自然的其他部分。例如，我正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乐观，不再那么挑剔。我想说，如果人类热爱自然，也要热爱人类的天性，我指的不是文化性，而是共同的基本生物学的部分。人类要信任天性，基本上人类的天性不仅是好的，也是可持续的，我们不必陷入斗争，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点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我研究过人口繁行等问题，我看到很多人都想少生孩子，为什么呢? 我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世界太拥挤、环境问题太多，所以要少生孩子。我觉得这其实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困难。我认为，这是人类可以相信自己的一个例子。环境部门对这些问题有许多应对方案，因此这只是我自己目前的感受。
(现场组织与翻译/褚国飞)
原文链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713&eid=47950&sid=221841&idate=12_2023-12-06
